FDA发布相关警告 | 图源：FDA
一、风波起点：从法庭证词到期刊论文的争议轨迹
对乙酰氨基酚的孕期安全争议并非始于 2025 年，其核心关联人物是学者 Andrea Baccarelli。这位曾任职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早在 2023 年就以专家证人身份，参与了针对泰诺制造商强生公司的集体诉讼。他在证词中指控妊娠期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可能导致儿童自闭症（ASD）和多动症（ADHD），并为此收受了至少 15 万美元报酬，按每小时 700 美元计算，累计工作超 200 小时。然而，这一证词并未得到司法认可。2024 年，美国地区法院法官 Denise L.Cote 驳回了该诉讼，在判决书中明确批评 Baccarelli “挑选并曲解研究结果”，且刻意忽略遗传因素在神经发育障碍中的关键作用。彼时，科学界对这一争议的态度尚处于审慎观望阶段 —— 毕竟对乙酰氨基酚是全球近半数孕妇使用过的 “安全选项”，也是少数获批用于孕期的止痛退烧药。
转折出现在 2025 年 8 月。Baccarelli 与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等机构研究者在《Environmental Health》期刊发表综述，分析 46 项既往研究后提出 “妊娠期使用对乙酰氨基酚与 ASD、ADHD 发生率增加存在关联”，并建议进一步探索潜在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论文仅强调 “关联” 而非 “因果”，且明确呼吁更多研究验证。但谁也未曾料到，这篇尚存审慎空间的学术文章，会成为两个月后政治操作的 “理论依据”。
二、科学对决：关联与因果的本质分野
当特朗普政府将 “关联” 直接升级为 “因果” 时，全球科学界迅速提出反驳。这场争议的核心，直指科学研究中最关键的逻辑边界 —— 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自闭症作为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其病因早已形成多因素共识：遗传因素发挥主导作用，环境暴露（如妊娠期感染、压力）可能作为触发条件，但尚无任何单一因素被证实为直接病因。而对乙酰氨基酚的相关研究，恰恰陷入了 “混杂因素陷阱”。服用该药的孕妇往往存在发烧、疼痛等症状，这些症状本身就是自闭症的潜在风险因素。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教授 Samuel S.Wang 所言，未妥善控制这些变量的研究，很可能制造 “看似存在却实际不存在的关联”。
多项权威研究为这一逻辑提供了实证支撑。2024 年《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的瑞典研究，追踪 250 万名儿童并严格控制遗传与环境变量后发现，服用对乙酰氨基酚与自闭症无因果关系。数据显示，用药组与未用药组的自闭症发生率仅相差 0.09%（1.42% vs 1.33%），且通过兄弟姐妹对比法（排除遗传与家庭环境干扰）仍未发现关联。2025 年日本一项覆盖 20 万名儿童的同类研究，也得出了完全一致的结论。
更具说服力的是监管机构的长期立场。FDA 自 2014 年起多次审查相关证据，2025 年 8 月仍明确声明 “未发现孕期适当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导致不良发育结果的明确证据”。世界卫生组织在风波发酵后亦表态，“过去十年的广泛研究未发现两者存在固定关联性”。
从临床实际出发，对乙酰氨基酚的不可替代性进一步凸显了争议的复杂性。在非甾体抗炎药可能增加流产或胎儿缺陷风险的前提下，它是唯一获批用于孕期止痛退热的药物。而妊娠期未控制的高烧，本身就可能导致母体脱水、胎儿神经损伤，这些风险远高于药物的潜在不确定性。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COG）因此警告，政府的声明 “危险地简化了病因”，不治疗发烧的风险可能更高。
三、政治操弄：当科学成为转移焦点的工具
这场风波的诡异之处，在于政府高层对科学证据的刻意曲解与选择性使用。FDA 局长 Marty A.Makary 宣称 “引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话，证实存在因果关系”，但哈佛学院明确否认有此表述；Baccarelli 本人也仅提及 “可能存在因果关系”，从未公开支持政府的绝对化结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 Catherine E.Lord 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不负责任的是那些将关联说成因果的人。”梳理核心官员的背景，其行为逻辑愈发清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 Kennedy 是反疫苗组织 “儿童健康防卫组织” 的创办者， decades 来持续宣扬 “疫苗导致自闭症” 的无证据言论。2024 年他被提名时，1.7 万名医生联名反对，警告其会 “破坏公共卫生信任”。上任后，他不仅解雇数千名联邦卫生公务员，更在 2025 年得州麻疹疫情（致 1 名未接种儿童死亡）中宣称 “疫情并不寻常”。FDA 局长 Makary 与 NIH 主任 Jay Bhattacharya 则均以新冠疫情期间的 “反主流言论” 著称。
这一组合的政治意图，很快被公众与媒体识破。《卫报》读者评论直指其为 “转移注意力的伎俩”：有人认为是为掩盖弹劾危机，有人指出是为淡化 “爱泼斯坦档案” 争议，北卡罗来纳州护士 Trish 更直言 “这是为了控制追随者”。更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在炒作泰诺争议的同时，还将未经验证的叶酸类似物 “亚叶酸钙” 吹捧为 “自闭症特效药”，而专家随即揭穿其 “疗效不明、剂量不清、安全性数据缺失” 的真相。
这种操作并非首例。《卫报》尖锐指出，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等曾系统性散播科学怀疑论，以推行政治目的。如今特朗普政府对医学共识的无视，本质上是同一逻辑的延续 —— 通过制造科学争议动摇公众信任，进而实现对舆论的操控。
四、最终代价：科学信任体系的崩塌风险
当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受损的不仅是公众健康认知，更是整个社会的科学信任根基。泰诺风波中，科赴公司（原强生消费者健康部门）股价单日暴跌 7.47%，但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孕妇群体的恐慌与困惑。尽管医学机构反复强调 “遵医嘱合理使用”，仍有不少孕妇因政府警告擅自停药，反而面临高烧失控的风险。自闭症群体及其家庭则遭遇二次伤害。长期以来，他们已承受 “病因归咎于父母” 的偏见，而政府的草率声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误解，忽视了自闭症 “多因素致病” 的科学共识。正如自闭症科学基金会所言，这种基于 “有限且矛盾证据” 的言论，是对患者群体的不负责任。
更严重的后果，是公共卫生决策机制的失效。当 FDA、NIH 等权威机构的结论被政治话语架空，当 1.7 万名医生的联名警告被无视，公众将逐渐失去对医疗体系的信任。2025 年得州麻疹疫情的悲剧已经警示，反科学政策终将付出生命代价。
这场泰诺风暴终将平息，但它留下的警示愈发清晰：科学结论或许存在争议，但绝不应该成为政治博弈的筹码。当 “宁可信其有” 的恐慌取代严谨的证据判断，当权力意志凌驾于专业共识之上，最终的受害者，只会是每一个依赖公共卫生体系保护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