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某小区的一则争议，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社会深层的认知裂痕——当医院带着临终关怀项目进驻居民区，业主们以“邻近幼儿园”“易染疾病”为由激烈反对，甚至有人形容“窗户不敢开，小孩老人不敢溜达”。这场看似手续纠纷的冲突，实则是传统文化中死亡禁忌与现代文明需求的正面碰撞。而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多个城市反复上演。
从郑州涉事医院的“二次搬迁”，到南京杭州等地项目未动工先遭抵制;从养老院门口被广场舞音响“围攻”，到丧葬店广告牌被砸、店主受伤——这些极端反对方式的背后，都藏着同一个关键词：“晦气”。即便官方环评报告明确“污染物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小”，即便工商部门确认丧葬服务店“手续齐全”，也难以消解居民心中的抵触。仿佛只要与“死亡”沾边，再科学的论证都成了“幌子”，再合法的经营都该被驱逐。
最耐人寻味的是那些经不起推敲的反对理由。“紧邻幼儿园会引发呼吸道疾病”的说法，在医学常识面前不堪一击;而“孩子看到会害怕”的担忧，却在德国的一个场景中得到反证——那里的幼儿园与养老院以玻璃门相连，老人和孩子在阳光下聊天玩耍，工作人员说这是为了让“老人更年轻，孩子更懂爱”。同样是面对老与少的交汇，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暴露出的是两种生死观的鸿沟。
这种对死亡的集体避讳，早已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基因中。农耕文明对“存活率”的极致追求，衍生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也让死亡成为必须讳莫如深的禁忌。春节不提“死”字，买房避开“4”楼，买菜不买4斤，路遇出殡要绕道走，扫墓后要用柚子叶洗手——这些琐碎的禁忌，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死亡与“不祥”牢牢捆绑。在贵州隆里古城，一对夫妇捂住女儿眼睛不让看送葬队伍的场景，正是这种文化心理的生动缩影：我们既渴望敬重祖先，却又对死亡本身充满恐惧，最终陷入“一年只在清明装模作样祭拜，其余时间唯恐避之不及”的悖论。
禁忌的背后是认知的空白。当科学早已将打雷、地震等自然现象祛魅，许多人对死亡的认知却仍停留在阎罗王与黑白无常的神话层面。死亡教育的缺失，让这种愚昧的恐惧不断放大。西方国家从幼儿园就开始的死亡教育，不仅有专门课程，还会组织学生走进养老院、临终关怀机构，在与老人的互动中理解生命的完整周期。而在中国，当孩子提及死亡时，大人要么呵斥“晦气”，要么避而不谈，导致孩子们只能从碎片化的渠道获取扭曲的死亡认知，甚至有人将死亡视为逃避现实的手段。
对死亡的避讳，最终也反噬着我们的生活。在老龄化加速的今天，小区业主们抵制养老、临终关怀项目，认为会“降低生活质量”;城市规划者将养老院建在市郊荒野，让老人们远离熟悉的生活半径。可在养老体系健全的发达国家，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才是主流——因为他们明白，让老人留在熟悉的环境中，让生命的终点与日常烟火相近，才是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而我们对“晦气”的执念，正在将本应温暖的养老服务推向冰冷的边缘。
我曾在欧洲的墓园中感受过另一种氛围。布拉格的犹太公墓、库特纳霍拉的人骨教堂，这些本应“恐怖”的地方，却充满了神圣与平静。人骨制成的吊灯下，鲜花与烛光交织，生者与逝者在这里达成和解。反观国内，买房发现对面有墓地就要打官司，墓园只能建在城市边缘——这种刻意的割裂，反而加剧了对死亡的恐惧。
郑州的争议终会过去，或许涉事医院会再次搬迁，或许相关手续会重新审批。但只要死亡禁忌依然存在，类似的冲突就不会停止。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某个项目的选址问题，而是我们对生命与死亡的认知偏差。当我们能像德国人那样，坦然看着幼儿园里的孩子与养老院的老人欢笑互动;当我们能像欧洲人那样，在墓园中感受生命的厚重而非恐惧，我们才算真正补上了那堂缺失已久的生死课。毕竟，不懂得如何面对死亡，就永远无法真正懂得如何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