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旅困局：从 “窄门” 到 “绝境” 的地方突围战
日喀则的烟花选址，从来不是简单的 “造景”，而是地方文旅在资源天花板下的无奈突围。这座因珠峰大本营闻名的城市，长期陷入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的文旅困境，其核心矛盾在于 “高知名度” 与 “低消费转化” 的严重失衡。从数据来看，日喀则的文旅收入堪称 “单薄”。2024 年，市区核心景点扎什伦布寺全年游客约 12 万，即便按旺季 100 元门票全额计算，全年收入也不足 1000 万。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仅相当于上海迪士尼高峰期单日门票收入的一半，更别提迪士尼凭借餐饮、酒店、快速通等二次消费构建的收入体系。而珠峰大本营沿途，除了羊湖短暂的打卡价值，几乎没有能留住游客的配套设施 —— 湖边蚊虫肆虐、可玩性极低，多数游客自驾一日便可直达终点，根本没有在日喀则停留消费的动力。
地方政府的算盘其实很清晰：将烟花放在卡若拉冰川，就是为了打造继珠峰、扎什伦布寺之后的 “第三个景点”。从地图上看，游客若绕行冰川前往珠峰，车程将增加 3 小时，这意味着大概率要在日喀则多住一晚 —— 对地方文旅部门而言，“多停留一夜” 就是最直接的 KPI。但这份焦虑背后，是整个中国文旅产业的共性难题：容易开发的景点早已耗尽，剩下的都是 “硬骨头”。
剩下的选项更是步履维艰：做演出经济，如郑州戏剧幻城，即便有王潮歌这样的顶级导演加持，也仅能维持运营成本，基建折旧回收遥遥无期；做生态康养或主题乐园，又受限于地域消费能力与资源禀赋。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艺术 + 网络传播” 成了地方眼中唯一的 “窄门”—— 通过一次事件吸引流量，试图凭空造景。日本濑户内大地艺术祭带火 “跳岛游”、美国火人节让沙漠变 “黑石城”，这些海外案例成了地方效仿的范本。可他们忽略了关键前提：公共艺术的成功，从来不是流量的偶然，而是对地域文化与生态的尊重。
二、环保博弈：道德高旗之下的 “成本账本”
当舆论将烟花事件归为 “环保失德” 时，我们恰恰忽略了环保产业最核心的逻辑：这从来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 “谁来承担成本” 的经济问题。将环保 “神圣化” 无法解决现实矛盾，唯有直面 “成本内部化” 的本质，才能找到破局之路。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 “成本分摊” 的演进史。其路径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
- 80 年代的 “末端治理”：彼时环保产业几乎空白，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站等项目全靠国家专项资金与世界银行贷款，成本由市政附加费兜底，本质是 “国家买单”。
- 2002 年后的 “PPP 模式”：快速城市化催生巨大环保需求，国家出台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北控水务、光大环境等企业应运而生，成本分摊从 “国家独担” 转向 “政府 + 社会资本共担”。
- 2015 年后的 “源头治理”：从末端转向全流程管控，碳中和、绿色能源、ESG 等概念兴起，限塑令、强制垃圾分类等政策出台，开始尝试将成本向企业与消费者转移。
环保领域还存在两大路线的博弈，其本质同样是 “成本之争”。一派是 “材料科学派”，认为环保问题根源在材料不可降解，主张开发 PLA、PHA 等可降解材料，甚至从空气中捕获二氧化碳制备燃料；另一派是 “废弃物管理派”，认为 “废物是放错位置的资源”，主张通过垃圾分类推进再生 PET、垃圾焚烧发电等产业。两派看似目标一致，实则争夺的是政策倾斜与资金扶持 —— 毕竟，在 “金山银山” 与 “绿水青山” 的平衡中，每一分钱的投入都要算清 “回报账”。
回到烟花事件，舆论将藏区环保描述为 “神圣不可侵犯”，可从全球实证来看，环保从来都是最易被妥协的领域。原因很简单：环保成本具有 “外部性”—— 企业和个人为降低成本，将污染留给社会与后代兜底。比如，比 PET 塑料环保 100 倍的 PHA，因价格贵 10 倍无人问津；上海推进垃圾分类耗时多年仍困难重重；即便知道塑料袋不环保，愿意花 3 元买可降解版本的人，也远少于愿意看一场烟花的人。
道德谴责能唤醒个体意识，却无法构建系统性解决方案。真正的破局之道，始终是 “环保成本内部化”—— 让企业和消费者为环保买单，就像污水处理费从 “免费” 到 “收费”，限塑令从 “倡议” 到 “有偿使用”。这条路虽难，但却是唯一能让环保从 “道德口号” 变为 “市场机制” 的路径。
这场烟花引发的争议，最终应成为一次清醒的契机：文旅突围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环保也不能脱离经济现实空谈道德。无论是地方政府、企业还是公众，都需要在 “发展” 与 “保护” 的平衡中，找到更理性的成本分摊方式。毕竟，真正的可持续，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妥协中寻求长期价值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