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当前困境:多重压力下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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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元 “收割世界” 的讨论频繁出现时,伊朗正用一场货币崩溃上演着更残酷的 “自我收割”。2025 年 9 月底,美元兑伊朗里亚尔汇率飙至 1:1150000,而 2010
当美元 “收割世界” 的讨论频繁出现时,伊朗正用一场货币崩溃上演着更残酷的 “自我收割”。2025 年 9 月底,美元兑伊朗里亚尔汇率飙至 1:1150000,而 2010 年这一数字仅为 1:10000,15 年间贬值超 114 倍。恶性通胀下,民众购物需携带成捆钞票,经济效率断崖式下跌,民间不得不自发用 “土曼”(1 土曼 = 10000 里亚尔)计价,形成官方与民间的货币割裂。
面对绝境,伊朗议会在 2025 年初批准货币改革,核心是未来几年将里亚尔面值 “抹去 4 个零”。官方将其美化为应对通胀的 “技术性修复”,但本质是一场数字游戏 —— 民间的 “亿万富翁” 一夜之间变成 “万元户”,实际购买力却分文未变。正如伊朗议员侯赛因・萨姆萨米直言:“货币声誉无法靠取消零恢复,唯有增强实际价值才行。”


一、改革是无奈之举:政府早已没钱 “自救”

伊朗政府并非不懂 “改数字没用”,而是已丧失解决问题的能力,货币改革只是 “表面功夫” 的极限操作。这一切的根源,在于政府陷入了严重的 “钱荒”。
  1. 经济持续衰退,税收近乎瘫痪:2025 年一季度,伊朗 GDP 同比下降 0.1%,总量仅 1278.55 亿美元。其中工业、农业分别衰退 1.7% 和 2.7%,经济支柱全面承压。更致命的是税收 —— 按 2024 年税率推算,2025 年全年税收约 128 亿美元,占 GDP 比重不足 2.5%,意味着政府几乎无法从经济中获取有效收入。
  2. 收入锐减,只能靠印钞续命:自 2022 年起,伊朗政府收入大幅下滑,为填补财政缺口,只能持续向央行 “借钱”。而央行的钱并非凭空而来,最终只能通过印钞解决,这进一步加剧了货币泛滥。截至 2025 年,里亚尔实际汇率贬值近 3000%,人均 GDP 看似有 5780 美元,民众实际收入却仅 700 美元左右,不及 20 年前水平。


二、根源并非外部制裁:两只 “怪兽” 吞噬了国家财富

外界常将伊朗的困境归咎于外部制裁,但实际上,即便没有制裁,伊朗的经济体系也早已千疮百孔。问题的核心,是神权与军队特权催生的两只 “财富怪兽”,垄断了全国超一半的 GDP,却让财富与普通民众、甚至政府无关。

第一只怪兽:神权基金会 —— 左手传教,右手敛财

伊朗表面是 “神权共和”,有民选总统与国会,但最高领袖凌驾于三权之上,形成 “神权大于民权” 的畸形体制。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以 “邦亚德”(波斯语 “基金会”)为代表的神权企业,仅核心基金会就贡献了全国 20% 的 GDP。
  • 特权来源:宗教税与国有资产掠夺:什叶派教义规定,信徒需选择一位 “效仿源泉”(多为教士),并缴纳宗教税,理论上这笔钱应用于传教与慈善。但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教士集团瓜分了巴列维王室资产,成立 120 多个基金会,涉足能源、金融、建筑等所有核心行业。其中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掌管的塞塔德基金会,总资产超 1000 亿美元。
  • 凌驾规则的 “免税王国”:这些基金会享受国家财政补贴,无需缴纳任何税收,政府也无权监管。但所谓的 “宗教税慈善用途” 早已沦为空谈 —— 高级教士每月津贴高达 2 万美元,而普通民众月收入不足 250 美元。前总统内贾德曾直言:“300 个教士分走了全国 60% 的财富。”
  • 权力自肥:修改宪法的 “效仿源泉”:更讽刺的是,哈梅内伊原本并非 “效仿源泉”,1989 年他成为最高领袖后,强行修改宪法取消 “最高领袖必须是效仿源泉” 的规定,直到 1994 年才由教士集团 “推举” 补上这一身份,彻底实现 “我说我是,我就是” 的权力垄断。

第二只怪兽:革命卫队 —— 军队经商,垄断一切

伊朗不仅是政教合一,更是 “政教军合一”。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成立于 1979 年,最初任务是保护领袖、镇压内乱,如今已成为横跨军事与商业的 “军工复合体”,贡献全国超 30% 的 GDP。
  • 法律背书的 “经商特权”:伊朗宪法第 147 条规定,和平时期军队可参与救济、生产等活动,这为革命卫队经商打开了缺口。80 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因欧美武器禁运,伊朗将军工业与大型基建交给革命卫队,使其迅速掌控石油开采、管道建设、金融等核心领域。
  • 垄断与排他:赶走外资,堵住改革路:革命卫队旗下的戈尔博集团,拿下了德黑兰地铁 7 号线(12 亿美元)、波斯湾天然气管道(13 亿美元)等巨型项目,且同样无需缴税,还能获得国有银行资金支持。更恶劣的是,它会强行排除竞争者 ——2002 年土耳其电信中标伊朗手机网络建设,因威胁其垄断地位,最终被迫出局;2016 年世俗派提出开放外资,也被革命卫队与教士集团联手压制。


三、神权共和的 “背离”:从黄金时代到贫富撕裂

历史上的 “神权共和”,是以四大哈里发时代为代表的 “黄金时代”—— 哈里发由公社推举产生,靠德望治国,不依赖武力,推动伊斯兰教扩张至西亚北非。而如今的伊朗,却与这一理想背道而驰。
霍梅尼流亡时高喊 “人人平等、消灭贫富差距”,但革命成功后,教士集团与革命卫队没收王室资产,垄断全国财富,形成了比巴列维时期更严重的贫富差距。最高层教士成了 “穿神袍的商人”,革命卫队成了 “持枪的资本家”,普通民众则在货币贬值与通胀中挣扎。
所谓的 “抵抗型经济” 纲领 —— 将国有资产私有化并入基金会、靠代理人战争获取外部投资、以军队商业化为根基发展石油工业,本质上是特权阶层转移境内资产的手段。当国家财富被两只 “怪兽” 吞噬,印再多钞票也没有对应的实际价值,货币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四、结语:数字游戏救不了根基腐烂的经济

伊朗的货币改革,就像给腐烂的大树刷上油漆,看似光鲜,却掩盖不了根部的溃烂。抹去 4 个零无法让里亚尔恢复价值,就像靠特权垄断无法让经济焕发活力。
外部制裁或许是 “催化剂”,但真正让伊朗陷入绝境的,是神权与军队特权对市场的扭曲,是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是政府丧失了调节社会、发展经济的基本能力。当一个国家的核心资源被少数人掌控,当规则为特权服务,即便没有外部压力,经济体系也终将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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