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有的奋斗，都只是为了感到安全”“人生的终极目标，好像就是求个安稳”“安全感真的能自己给自己吗？”…… 社交媒体上，类似的讨论从未停歇。人们在反思中逐渐发现，自己似乎总被恐惧与匮乏推着向前跑，却始终找不到可以安心落脚的地方。
更值得关注的是，“安全感” 这个词正在被泛化。不敢社交、不愿恋爱、不想尝试新工作，似乎所有犹豫与退缩，都能被简单归因于 “缺乏安全感”。为了厘清 “安全感” 的本质，我们对话了当代精神分析取向工作者、“自恋” 研究专家徐钧老师。在交流中，他不仅拆解了 “安全感焦虑” 的深层逻辑，也分享了自己作为心理咨询师感受到的 “时代性不安”—— 就像前段时间妇产科医生因网暴离世的事件，让他和许多一线从业者担忧：在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随时被放大审视、被公开解读。
在徐钧老师看来，当下人们的不安，早已不只是早期依恋经验的产物，更深深烙印着时代变动与社会变迁的痕迹。原生家庭真的能决定安全感吗？“安全感自己给” 的说法为何会引发焦虑？我们又该如何在不确定的社会中重建心理秩序？以下是简单心理与徐钧老师的深度对话。
一、“不谈责任的关系，本质是在回避不安”
简单心理：您如何看待 “安全感” 近几年的流行？似乎不管是职场、亲密关系，还是日常决策，大家都在围绕 “安全感” 展开讨论。徐钧：我从 1987 年就开始接触网络，这些年观察到一个规律：大概每 3-5 年，就会有一批网络新词冒出来，快速更迭、流行又消退。前两年是 PUA，今年上半年还有人频繁提 NPD（自恋型人格障碍）—— 我本身是研究 NPD 的，当时看到这个词被广泛使用，第一反应是 “糟了，会不会像 PUA 一样被泛化”，好在后来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
“安全感” 的流行，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确实反映了当下人们的真实状态 —— 很多人真的在体验 “不安”，需要一个词来表达这种感受；但另一方面，这个词也带有一定的 “游戏性质”，比如朋友之间开玩笑说 “你就是安全感不足”，带有一种轻松的、娱乐化的意味。
更关键的是，“安全感” 是一个很中性的词，而且通常是 “指向自己” 的 —— 它描述的是一种被动的结果，而不是主动的行为。所以当人们说 “我缺乏安全感” 时，很容易把原因归结为外部：是原生家庭的错，是社会的错，而不是 “我” 的问题。这种归因方式，让 “安全感” 成了一个 “安全的话题”—— 大家可以围绕它形成一个 “群体”，就像一个部落，在这个群体里获得认同和归属感。从这个角度看，“安全感” 的流行更像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而不只是个体心理问题。
简单心理：我们最常在亲密关系里讨论安全感，比如有人会说 “伴侣缺乏安全感”。但现在有个明显的变化：年轻人好像越来越不想谈恋爱了，反而流行 “situationship”（情景式关系）—— 不承诺、不负责，只在特定情景下相处。这是不是也和 “缺乏安全感” 有关？
徐钧：我做了近 30 年临床咨询，发现一个规律：不管外在的情感模式怎么变，人们面临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一致的。你说的 “情景式关系”，看起来是 “追求轻盈”，但在临床中我看到的恰恰相反 ——不谈责任的关系，本质上是在回避不安，但最终往往会让人更痛苦。
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内心需求，其实是直接相关的。我有个朋友，很喜欢一个男生，但那个男生坚持 “开放关系”，说双方都可以有其他伴侣。我朋友表面上接受了，可内心特别纠结 —— 她其实一点都不 “开放”，甚至觉得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被 “剥削”：既想结束，又舍不得对方的吸引力，陷入了矛盾里。
这种矛盾，本质上是 “传统稳定感” 和 “现代新观念” 的冲突。我们这代人，其实都是在 “稳定结构” 里长大的 —— 比如父母辈的一夫一妻制、长期关系，这种模式会让我们觉得 “安全”，因为它是可预测的。但现在，开放式关系、女性主义、多元婚恋观等新观念快速涌现，打破了这种稳定结构。当人们面对这些 “新选项” 时，会突然失去方向：到底哪种关系模式是 “对的”？哪种能让我安心？这种混乱感，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的不安。
简单心理：这么说，我们其实处在一个 “观念动荡” 的阶段？很多人好像都在找 “人生答案”，但又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徐钧：没错。当开放式关系、传统婚姻、女性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同时存在，而且都在快速传播时，全世界的人都会感到困惑 —— 到底什么样的价值系统、生活模式能让人安心？这种困惑会造成一种 “背景性的动荡”，就像你站在一艘摇晃的船上，即使没有遇到大风大浪，也会觉得不稳。
但这里有个关键区别：有些不安是 “可言说的”，有些则是 “不可言说的”。比如我们现在讨论 “安全感”，这种不安就是 “可言说的”—— 我们能把它讲出来、讨论它，甚至通过反思调整自己的状态，这种不安反而容易处理。
真正麻烦的是 “不可言说的不安”。它就像一个隐藏的背景，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却不知道它是什么、来自哪里 —— 就像有人告诉你 “这片水域里有鳄鱼”，你盯着水面看了半天，什么都没看到，但当你下水时，快乐里总会夹杂着一丝恐惧：鳄鱼会不会突然出现？这种 “未知的恐惧”，才是最影响生活的。
现在的年轻人，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在动荡的社会里，寻找一种 “能让自己心安的秩序”。他们尝试不同的关系模式、职业选择，本质上都是在对抗这种 “不可言说的不安”。
二、“原生家庭不能决定一切，创伤也不是用来‘消除’的”
简单心理：提到安全感，很多人会想到原生家庭。之前流行过 “父母皆祸害”“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治愈”，好像原生家庭能决定一个人的安全感水平。您怎么看这种 “原生家庭决定论”？徐钧：我个人对 “原生家庭决定论” 是持保留意见的。一个人的安全感，绝不是由 “原生家庭” 这一个因素决定的，它是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临床中，我见过很多极端案例：有些孩子小时候被父母虐待，成长环境特别糟糕，但长大后心理状态反而很健康，安全感也很足；还有些来访者，父母没有打骂过他们，物质条件也不错，可他们的安全感问题却很严重。这说明，先天的气质和敏感度，对安全感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大。
我们之所以容易强调 “原生家庭”，其实是因为 “后天因素” 是可改变的 —— 我们希望通过调整后天环境，来改善安全感。但很多纵向研究发现，安全感和遗传、先天气质有很大关系。比如有些孩子天生就比较敏感，一点点变化就会让他们感到不安；而有些孩子天生 “粗线条”，对环境的适应力更强。所以，不能简单地说 “原生家庭不好，安全感就一定差”。
简单心理：那对于已经形成 “不安全依恋” 的人来说，成年后还有可能重建安全感吗？比如通过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一个支持性的朋友圈？
徐钧：当然有可能。首先我想纠正一个误区：现在大家对 “创伤” 的讨论有点泛化，甚至觉得 “创伤必须被修复”。但我个人认为，创伤是不可修复的，而且创伤带来的痛苦，对人是有价值的。
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 “带着创伤前行” 的历史 —— 个体也是一样。所谓的 “修复创伤”，不是要消除那些痛苦的记忆，而是要学会 “重新解读” 这些记忆，把它们整合到自己的人格里。创伤是我们和世界互动的 “印记”，如果强行 “消除” 它，其实是在否定自己的一部分经历。我们需要做的，是温柔地对待这些经历，而不是逃避它。
从依恋理论来看，婴儿在 8-9 个月到 24 个月之间，是依恋形成的关键期 —— 这个阶段，他们会开始有分离焦虑，如果父母能持续、专注地关心他们（不是 100% 完美，七八成专注就够了），孩子就会觉得 “世界是安全的”，成年后的安全感也会更扎实。但这不是 “宿命论”，弗洛伊德和很多依恋研究都证明：成年后的新关系，是可以改变早期依恋模式的。
比如找到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和伴侣建立起信任；或者遇到一个好的师长，在职业和人生上给予指导；再或者加入一个支持性的团队、朋友圈 —— 只要这种关系能持续 5-7 年以上，就能慢慢重建安全感。所以不用太绝望，安全感不是 “一出生就定死” 的。
简单心理：之前很流行 “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这句话听起来很积极，但好像也让很多人更焦虑了 —— 如果安全感要自己给，那 “没有安全感” 就是自己的问题？
徐钧：你说到了关键。“安全感自己给” 的背后，其实是 “主体性” 的要求 —— 现代社会强调 “个体要对自己负责”，这种观念其实是从西方传来的，和宗教革命有关。
在传统的天主教社会里，教会会为每个人的生活 “负责”—— 你犯了错，神父可以代表上帝原谅你；你的人生方向，教会会给你指引。但宗教革命后，新教伦理提出 “因信称义”：没有教会作为 “中间人”，每个人都要直接对上帝负责 —— 你做好事、做坏事，都要自己承担后果。这种观念，慢慢演变成了现代社会的 “主体性”：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包括你的情绪、你的创伤、你的安全感。
所以当人们说 “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 时，潜台词是 “你不能依赖别人，必须自己承担所有责任”。这种要求，其实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我没有安全感，就是 “我没做好”，是我的问题。这反而会加剧焦虑 —— 因为没有人能完全 “自己给自己安全感”，我们本质上都是需要通过关系获得支持的。
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这种焦虑会更明显。很多人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没有原生的关系网络，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扛：找工作、租房子、处理人际关系…… 当你发现 “自己没办法完全负责” 时，就会觉得 “世界是不安全的”。这种不安，其实是 “主体性” 带来的必然结果。
三、网络时代的 “新不安”：我们随时可能被 “曝光”
简单心理：您之前提到，中国人的安全感更依赖 “关系网络中的和谐”，而不是西方的 “个体独立”。那在大城市里，很多人没有稳固的关系网络，是不是会更不安？徐钧：现在的情况其实更复杂 —— 当代中国人，既受 “传统关系网络” 的影响，又要面对 “现代主体性” 的冲击，相当于处在两种文化的 “拉扯” 中。
比如你走出家门，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谈恋爱，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心；交朋友，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背后捅刀；甚至工作中，不知道同事会不会给你 “穿小鞋”。这种 “随机性”，其实是我们摆脱 “家族关系” 进入 “城市社会” 后的必然结果 —— 传统社会里，我们的关系网络是 “固定” 的，都是亲戚、邻居，彼此知根知底，安全感来自 “熟悉”；但在城市里，我们的关系是 “流动” 的，陌生人居多，安全感来自 “不确定”。
这种 “不确定”，本质上是 “主体性” 和 “传统关系” 的冲突：我们既想做 “独立的个体”，又渴望 “稳定的关系支持”，可这两者往往很难兼顾。
简单心理：除了现实中的关系，网络对安全感的影响好像也很大。现在大家都活在网络里，这会不会加剧不安？
徐钧：网络确实带来了一种 “新的不安”，而且这种不安的杀伤力很大。
网络的矛盾之处在于：它让人和人的距离 “很近”，又 “很远”。“近” 是因为，在网络上你可以匿名，不用暴露真实身份，所以反而能更坦诚地交流；但 “远” 是因为，即使是身边的人 —— 比如夫妻晚上躺在床上，也可能各自刷手机，用微信交流，而不是面对面说话。
这种 “远”，会让我们失去 “熟人支持”—— 熟人环境本来是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但网络让熟人变得像陌生人；而和陌生人的网络交流，其实是在 “公共场景” 里，充满了风险。
比如有些人会把自己的心理困扰直接发到网上，想获得安慰或支持，但一旦这些内容被放大，隐私就会被曝光。我和一些心理咨询师同行都有这种担忧：咨询中，咨询师和来访者难免会有 “专业张力”—— 比如来访者对咨询师有不满，这本来是咨询中需要处理的问题，有临床意义。但有些来访者会直接把这种张力 “行动化”，发到网上，说 “咨询师伤害了我”。一旦这样，性质就变了：咨询师会觉得 “不安全”，担心被网暴，甚至不敢继续工作；来访者也可能因为舆论的放大，更加觉得自己 “受伤害”。
更可怕的是，网络上的 “吃瓜群众”，往往会用娱乐的心态看待别人的痛苦 —— 他们不会去了解前因后果，只会跟着骂、跟着起哄。这种 “社会责任感的瓦解”，对个体的安全感是致命的。当事人会立刻陷入羞耻感和不安中：“我的隐私被所有人看到了，我被当成笑话看”。
前段时间妇产科医生因网暴自杀的事件，其实给很多一线从业者敲了警钟 —— 包括我们做心理咨询的，现在都会更谨慎：会不会因为一句话没说对，就被来访者发到网上？会不会突然被 “公开审判”？这种畏惧，会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变得越来越紧张。当你觉得自己的私人生活随时可能被曝光、被解读时，是不可能有安全感的。
四、重建安全感的关键：给自己留一个 “缓冲空间”
简单心理：聊了这么多 “不安”，最后想问问：从可操作的角度，我们该如何重建安全感，找回心理秩序？徐钧：其实最核心的方法很简单 ——给自己留一个 “缓冲空间”。遇到事情时，先停一停，不要立刻反应，给大脑一个 “处理情绪” 的时间。
我有个香港的心理学同行，之前在危地马拉做研究。当地的亚马逊雨林开放后，有机构劝原住民搬到城市生活，说能改善条件。可很多原住民到了城市后，完全无法适应：不知道怎么和人相处，不知道怎么处理家庭矛盾，最后导致家庭暴力、社会犯罪率飙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心理学家去帮忙，发现这些原住民的问题，本质上是 “没有应对现代社会的缓冲机制”—— 他们在部落里的生活是 “即时反应” 的，遇到问题立刻解决，但城市生活需要 “思考和等待”。
后来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他们做团体活动，遇到事情时，先 “停 3 秒” 再做决定。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当地的家庭冲突、犯罪率下降了 60%-70%。
这个案例给我的启发很大：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网络社会，“慢一点反应” 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太快的反应，往往是 “应激反应”—— 是原始的、未经思考的，很容易陷入盲目。
比如网络上的 “羊群效应”：一头羊从山崖跳下去，后面的羊会跟着跳，不管下面是不是有危险。我们要做的，是 “清醒的羊”—— 看到别人跳，先停一停，看看下面有没有鳄鱼，有没有悬崖，再决定要不要跳。就像非洲角马过河，看到河里有鳄鱼，就换个鳄鱼少的地方，而不是跟着大部队往危险里冲。
当你学会 “给自己留空间”，其实就是在重建 “掌控感”—— 你不再是被情绪、被群体推着走，而是能主动思考 “我该怎么做”。这种 “掌控感”，才是安全感的核心。
安全感不是 “永远不遇到危险”，而是 “遇到危险时，我知道该怎么应对”。而做到这一点的第一步，就是 “停一停，想一想”。
徐钧简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常委，上海市心理学会临床心理与心理咨询工作委员会主任，国际聚焦学会聚焦取向心理疗法 (FOT) 训练协调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外聘硕士生导师，南嘉心理咨询中心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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