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震动，贯穿了他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的30年。从1992年踏入这栋灰扑扑的四层小楼，到如今见证日门诊量从寥寥数人飙升至三千余人；从当年患者多被笼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到如今八成患者被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困扰，姜涛亲历了中国人精神图景的剧烈变迁。那些被误解的极端行为——青少年手臂上的伤痕、厌食者的枯槁、暴食者的失控，在他眼中，都是未被看见的痛苦，发出的最绝望的呐喊。
“许多长期被压抑的痛苦，从不会自动消失，它们总会找机会外化在行为上。”这是姜涛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的真相。而这份真相的背后，是一个个被精神困境裹挟的生命，以及一段段关于救赎与挣扎的故事。
初入精神科：一场长达四年的逃离与觉醒
1992年，刚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的姜涛，被分配到北京安定医院时，满是抵触。那时的精神科，是整个医疗体系里的“边缘地带”——不仅普通人敬而远之，就连同行看他们的眼神都带着异样。一次全市医院大会上，主持人点名“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全场哄堂大笑，在众人眼里，“安定医院”几乎就是“疯子院”的代名词。更让他绝望的是工作的“无意义感”。当时的精神病学极其落后，病因不明、治疗体系混乱，大多数患者都被笼统地归为“精神分裂症”，治疗方案只有单调的几种药物。他至今记得第一天报到时的场景：一位四十出头的患者，被两人搀扶着颤抖着挪过走廊，神情呆滞形如老朽，可出院单上却写着“痊愈”。后来他才知道，是药物在压制症状的同时，也吞噬了患者的全部活力。“如果治疗的终点是这样，我们究竟在做什么？”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二十出头的姜涛心里。
那些年，他每天都在混日子，悄悄给各大医院投简历，一心想逃离。精神科的“人性奇观”，反而更让他觉得荒诞：有位老大爷，因怕子女侵占家产，把三十多万现金（在90年代初足以买下一套四合院）缠满全身，腰上像系着绿腰带，肋骨间、腿上都塞得鼓鼓囊囊；还有一次，兄弟俩送“病人”住院，弟弟却指着同行的朋友谎称是患者，医护人员合力将无辜者绑到病床上后，才发现真正的病人早已躲在哥哥身后。
这种混沌的状态，直到工作第四年遇到吴莉，才彻底被打破。吴莉是一名大学生，因出现幻听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入院。用药后，她不再尖叫，眼中的光却也彻底熄灭。姜涛没有放弃和她沟通，一次对话中，吴莉清晰地说：“我知道声音从哪来——我得意时它煽风点火，沮丧时它落井下石。” 这句话让姜涛心头一震：她的描述逻辑清晰，根本不像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后来聊到风雨无阻来探视的母亲，吴莉突然哭了：“我就是个累赘，他们连肉都舍不得吃。” 这份鲜活的愧疚与心疼，更让姜涛起了疑心——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情感淡漠，这与吴莉的状态完全不符。他仔细回顾吴莉的病程：寒假抑郁不语，暑假却亢奋得半夜擦玻璃，情绪在两个极端间剧烈摇摆；再结合她下岗工人家庭的困境，以及为减轻家里负担拼命兼职最终被压垮的经历，一个清晰的诊断在他心中成型：双相障碍伴精神病性症状。
他立刻向上级医生提出调整治疗方案，却遭到劝阻：“全国的病历十有八九都写‘精神分裂’，现在连脑部CT都稀缺，推翻诊断要冒很大风险。” 但姜涛始终觉得不能放弃，连续一周反复沟通，强调若继续按分裂症治疗，吴莉可能永远走不出困境。最终，上级医生松口，同意小剂量试用抗抑郁药。
第十二天傍晚，姜涛看到吴莉踮着脚给病房里的绿萝浇水，动作轻柔，眼中重新有了神采。随着情绪改善，她的幻听、妄想也逐渐消失，很快达到出院标准。那一刻，姜涛才第一次真正审视这份工作的意义：精神疾病的症状看似大同小异，实则暗藏乾坤，医生不能只盯着症状和药片，必须看见药物背后的整个人，听懂他们未说出口的挣扎。“与其说是我救了她，不如说是她救了我，拯救了我的职业生涯。”
时代之变：从“精神分裂”到“情绪困境”的三十年转型
吴莉的治愈，不仅让姜涛找到了职业方向，也恰逢精神医学发展的转折点。2002年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迎来新突破，而一个全新的“情绪时代”，也悄然来临。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开始追求情感价值，精神疾病的总数不仅增多，谱系也愈发宽广。最明显的变化，是患者群体的转型。上世纪90年代，医院里的患者以精神分裂症为主；而2010年后，双相障碍、焦虑症、强迫症和青少年情绪问题大量涌现，如今医院的日门诊量达到三千多人，其中八成都是被情绪困住的人。“不是以前没有抑郁，而是我们以前不会识别。”姜涛解释，近二十年来医学才真正学会诊断抑郁症，许多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抑郁、双相患者，都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
更深层的原因，是情感类疾病确实在增多。姜涛认为，这源于时代的剧烈变迁：二三十年前，生活节奏缓慢，收入差距小，价值观统一，个性被压抑、“自我”尚未觉醒的状态，虽避免了大规模的精神危机，却是一种低档次的“健康”；而今，创伤的来源多而分散，现实与期待的任何落差，都可能成为压垮一个人的应激源。
当代人正陷入一种悖论式困境：为应对生存焦虑，人们拼命工作，将压力与情绪深埋心底；可当奋斗终见成效，终于可以放松下来时，许多人却彻底崩溃了。那些被长期压抑的情绪，从未真正消失，只是在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
孩子的困境：被过度控制的灵魂与病态共生的家庭
在如今的抑郁症门诊，姜涛越来越多地看到十几岁甚至几岁的孩子。他们要么说“心里烦躁”“感觉麻木”，要么出现自伤行为，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低龄化，已成为不容忽视的趋势。这些孩子身上，大多有着被过度控制的痕迹，他们像活在一个全透明的玻璃罩里，被父母24小时实时监控。医院大厅里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男孩在自助机前取号，母亲紧挨着他，短短一分钟内，每个动作都伴随着指令：“把卡插进去”“挂号条拿好”“卡收起来”“你折它干吗啊”“书包拉链拉到头”“帽子正一正”“走路别驼背”。男孩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也没抬过头，眼神里满是麻木。还有一位14岁的女孩，就诊时坐得笔直却异常僵硬，母亲说这是“坐有坐相”的基本要求，而她的手腕上，有三道平行等距的划痕，仿佛连伤害自己都要遵守某种规范。
这些被姜涛称为“直升机父母”的家长，时刻在孩子头顶盘旋，随时准备俯冲纠错。他们不明白，当孩子的每个微小选择都被干涉，每个自然举动都被“矫正”，感受到的不仅是挫败，更是对自我的彻底否定：“我的感受不重要，我的存在只是个错误。” 这种持续的否定会不断侵蚀心理防线，最终演变为抑郁症——这不是简单的情绪低落，而是大脑神经递质在长期压力下的功能失调。
门诊中的母亲，语速急促，双手不停挥动，异常亢奋。急性胰腺炎本应伴随着剧痛，她却笑着说感觉不到，还坚称ICU里的女儿“没病”。后来姜涛才了解到，这位母亲两个月前还整日蓬头垢面、浑身无力，从抑郁到躁狂的剧烈转变，正是双相情感障碍的典型症状。“其实我知道自己有病，可要是不这么折腾，我怕一停下来，就会看见女儿真的要死了。” 母亲的话，道尽了病态共生背后的绝望：女儿通过厌食寻求掌控，母亲借助躁狂逃避现实，而这一切的根源，是崇尚瘦削的社会规训，和扭曲的母职期待。
面对这样的家庭，姜涛从不偏向任何一方，而是让双方坐下来平静沟通，寻找彼此的平衡点。“孩子可以先回学校，哪怕考零分、不写作业也没关系，迈出第一步就好。” 他知道，精神问题的康复没有确切的化验指标，变数很大，可能上学两天就又回来，需要反复尝试，但只要家庭愿意做出改变，就有希望。
痛苦的两种模样：青少年自伤与成年人的躯体化
“划下去，血流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轻松很多。” 那位被要求“坐有坐相”的女孩，曾这样描述第一次自伤的经过。那时的她，从清晨六点被叫醒到晚上九点回家后的额外习题，一天中只有洗澡的十五分钟属于自己。有一次她在浴室多待了五分钟，门外就传来母亲持续的敲门声和“再不出来就断电”的威胁。绝望中，她看到了浴缸底下锋利的瓷砖边缘。
可这种“轻松”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羞耻感，孩子会陷入“情绪崩溃→自伤解脱→感到羞耻→更讨厌自己→再次崩溃”的恶性循环。更危险的是，大脑会像记住毒瘾一样，将自伤后的短暂平静牢牢记住，多巴胺奖赏通路被错误编程，把自伤误判为“解压成功”，从而产生依赖。“就像明知前面是悬崖，可我已经刹不住车了。” 一位患者的话，道出了其中的无奈。当身体对痛觉越来越麻木，需要更深的伤口才能获得缓解时，“自伤”与“自杀”的界限，也开始变得模糊。每一道伤痕，都是孩子在用身体呐喊：“救救我，我快撑不住了。”
如果说青少年常将痛苦化为有形的自伤，那么成年人则更多地将痛苦内化为“躯体化”。他们因社会角色的约束，较少出现显性自伤，而是固执地在身体上寻找痛苦的源头。姜涛在怀柔巡诊时，遇到过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娘，她主诉心慌、胸闷、浑身疼痛，可所有检查结果都显示正常，越是查不出问题，她就越绝望。这正是典型的躯体化抑郁——当心理承受濒临极限，痛苦便改头换面，让身体成为它的代言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姜涛在心内科轮转时，科室总会预留几张病床给特殊的“心脏病”患者。他们被担架抬来时面色惨白、心跳紊乱，症状与心梗无异，但所有检查指标都正常。那时大家称之为“心脏神经症”，直到近一二十年，综合医院的医生才逐渐认识到，这些散布在各科的“疑难杂症”，根源或许都在情绪。就像如今按摩店里挤满了抱怨颈肩酸痛的年轻人，他们远未到患颈椎病的年龄，影像学检查的问题也不足以解释如此强烈的痛苦，其病根，其实是被压抑的情绪。
常见的躯体化症状遍布多个系统：心脏系统的心慌、心悸，消化系统的腹胀、恶心，感知障碍的四肢无力、身体刺痛，呼吸系统的胸闷、呼吸困难，还有肌肉酸疼、手抖等。但识别躯体化必须慎之又慎，临床医生必须逐一排除器质性病变。姜涛曾接诊过一个初步判断为躯体化的医学生，一年后却确诊胃癌，这样的案例虽万中无一，却警示着每一位医生，绝不能跳过严谨的鉴别流程。
治愈的真相：与“声音”共存，而非消灭它
在精神科工作三十年，姜涛深知，精神疾病的治愈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多数患者而言，出院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艰难旅程的开始——疾病反复发作，患者反复入院，陷入一个看似无解的循环。他曾接诊过一位61岁的女士，病历上的记录让他震惊：双相情感障碍，第46次住院。
当然，治愈的案例也真实存在。抑郁或双相若经彻底治疗，并坚持完成疗程，可能终生不再复发，但前提是必须遵医嘱服药。可光是坚持吃药，就难住了许多人。有研究对“最难遵守的医嘱”排序，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的治疗分列第二和第五，甚至超过了高血压和糖尿病。
年轻时的姜涛，无法理解这种不依从，遇到不肯吃药的病人，会直接警告：“不吃就好不了。” 后来，一位同行为了体会病人的感受，给自己注射了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针剂，才知道药物的副作用有多难受。姜涛也亲自试吃过帕罗西汀、西酞普兰等抗抑郁药，体会过百忧解带来的恶心、西酞普兰引发的心慌、帕罗西汀导致的暴食和晕眩。亲身体验后，他才更能共情患者，也能更确信地告诉他们：“这些反应都是正常的，可以试试。”
他的治疗策略也随之改变。如今遇到抗拒吃药的病人，他会耐心商量：“不吃就不吃，咱们慢慢来，先开点最温和的试试？” 他明白，治疗依从性无法靠命令，需要建立坚实的“治疗联盟”。当然，对出现自杀行为的抑郁症患者或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必须强制用药。
多年的临床经验让姜涛意识到，彻底消除症状往往不现实，更重要的是学会与症状共存。他曾接诊过三位幻听患者，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应对方式：一位中学教师，把幻听当作课堂上捣乱的学生，“不能硬碰硬，得学会冷处理”；一位因网暴产生幻听的新媒体编辑，将其形容为“恶意弹窗”，每当听到骂声，就默念“404 Not Found”，构建起心理“防火墙”；还有一位曾是留守儿童的患者，总听到一个声音以关心的名义指挥她，她学会了讨价还价：“它让我擦三遍桌子，我偏只擦两遍，总要留个角气气它。” 这些看似古怪的方式，实则是他们在重新校准现实与幻想的边界，与自己的“声音”和平共处。
治愈的难题，还来自医疗系统本身的局限。过去，因认知有限造成的误诊、过度医疗等“医源性损害”时有发生；即便在今天，资源不均仍是巨大挑战。门诊平均15到20分钟就要看一个病人，对有十年以上经验的医生来说，这个时间足够作出诊断，但在资源匮乏的地区，患者可能因医生经验有限而被误诊或过度用药。
更稀缺的是心理支持资源。安定医院兼具精神科与心理治疗资质的医生只有个位数，院内心理治疗40分钟收费800元，且需长期投入，普通家庭难以承担。这并非中国特有，在精神卫生体系更成熟的国家，专业治疗同样昂贵。不过，切实的变化也在发生：随着“情绪时代”的到来，精神科的社会与经济效益日益凸显，从前招博士都困难的安定医院，近十年新入职的几乎全是博士，这个曾经的冷门赛道，正迎来更多专业同行者。
作为医生，姜涛也有自己的挣扎。门诊高强度工作后，他会出现强迫症状——看见墙上的字必须念出来。他知道吃药能缓解，却始终不愿服用。“医不自医，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与症状共存。” 适当放松、坚持运动，成了他调节情绪的方式。
姜涛常说，在这个情绪奔涌的时代，正常与异常的边界早已模糊。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各式各样的“声音”里：那些关于“三十而立”“财务自由”的社会期望，那些被包装成“上进”与“自律”的集体叙事，何尝不是一种无形的集体幻听？它们与病理性的幻听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将外部信号内化为强制性指令，只不过一个被定义为疾病，另一个却被默认为“正常”。
而他30年的工作，本质上就是教会人们：面对痛苦，首先要“看见”它。这种“看见”，需要精神科学的知识作为根基，更需要共情与理解。真正的清醒，不是消灭所有“声音”，而是学会在嘈杂中听见自己的声音，与那些无法摆脱的痛苦和平共处。就像他在即将出版的新书《安定此心 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中写的：“精神疾病的治愈，从来不是让患者变回‘完美的正常人’，而是帮他们在痛苦中，重新找到活下去的力量与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作者：姜涛、洪蔚琳，策划：洪蔚琳，编辑：于蒙，制作：鱼，顾问：王天挺，视觉：pandanap，插画：陈禹，创意：Vicson，出品人/监制：曾鸣，题图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