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又十国”，这句刻在中小学记忆里的顺口溜，藏着一段最容易被忽略的分裂岁月。当以五代十国为背景的历史剧《太平年》席卷各平台，这个夹在强盛唐朝与繁华宋朝之间的时代，终于重新走进大众视野。它没有隋唐的恢弘气度，没有两宋的人文雅致，却以53年的跌宕动荡，藏着中国人乱世观的底色，也藏着被后世反复解读的历史密码。
新年伊始，《太平年》的热播，成了人们解锁这段“冷门历史”的窗口。不同于三国被浪漫化的英雄叙事，五代十国的底色是破碎与混乱：北方中原短短五十余年间，五朝更迭、十四帝轮番登场，政权如走马灯般交替;中原之外，十个主要割据政权各据一方，或称帝立王，或臣服称藩，彼此攻伐又相互制衡。而这部剧的独特之处，并未聚焦于中原王朝的权力厮杀，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世代“事大”、偏安东南的吴越国，以一个割据政权的视角，剖开了乱世的另一种生存图景——不逐鹿中原，却在夹缝中守护一方安宁。
随着剧集热播，那些被尘封的人物与典故，也逐一浮出水面，串联起一段段鲜活的历史碎片。“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这句流传千古的箴言，作者竟是五代官场的“不倒翁”冯道——一个侍奉过五朝十一帝、在乱世中始终身居高位的传奇人物;“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抹乱世里的温柔，来自吴越开国君主钱镠写给妻子的家书，字里行间皆是铁血枭雄的柔情;杭州西湖边的保俶塔、钱塘江畔的六和塔，承载着吴越最后一任君主钱弘俶的传奇，而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等后世名家，皆出身于这个绵延千年的吴越钱氏家族。这些碎片，让原本模糊的五代十国，变得有温度、有烟火气。
为了读懂《太平年》背后的历史真相与时代逻辑，我们对话了著有五代十国非虚构作品《卧榻之侧》的历史作家张明扬，在播客中，我们聊透了这部剧的历史表达，更探讨了一个核心命题：历史本身，与我们看待历史的“历史观”，从来都不是一回事。
历史观，本质上是我们站在当下，对过去的理解与评判。因朝代更迭而多次易主的冯道，在五代时被尊为“宽厚长者”，却在北宋后被斥为“奸臣之尤”;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被后世钉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上，却鲜有人知他在位时的治世努力;就连近年的“悼明热潮”中，有网友认为清朝入关摧毁汉文明，这亦是当代人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史观。而历史剧的创作，更是这种当代史观的集中体现——如何筛选史料、如何塑造人物，尤其是对史料匮乏的女性角色进行虚构，背后都是编剧的价值观与审美偏好。正如作家毛尖在《忽左忽右》播客中所言：“历史剧和历史小说都是当代史，史剧表达的都是当下的形式判断，体现的都是现在的世道人心。”
《太平年》最具争议的改编，莫过于对冯道的塑造——剧中的他，是一个有智有德、心怀苍生的正面人物。第4集中，石敬瑭临终托孤，命他辅佐幼子登基，冯道却暗中请石敬瑭的养子石重贵入宫即位，既避免了皇位之争引发的血雨腥风，又悄悄保全了幼子的性命;后晋覆灭后，他选择效忠契丹天子耶律德光，却并非贪生怕死，而是借机阻止契丹将领烧杀抢掠，救下废帝石重贵。甚至在耶律德光入主汴京时，文武百官尽数跪拜，唯有冯道拒不露面，直到反派张彦泽以杀人相威胁，他权衡之下才出面——剧中的他，被耶律德光称为“有大德的圣人”。
石敬瑭向冯道托孤
这无疑是对传统史观的颠覆，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这是在“洗白”冯道吗?他到底是“不忠”，还是“爱民”?张明扬的观点颇为中肯：《太平年》对冯道的塑造很出彩，但也有些“用力过度”。剧中虚构了他阻扰反派、效忠契丹的动机，本质上是用当代的道德逻辑，为冯道的“易主”行为寻找合理性——默认“频繁易主”不符合当下的价值观，便用“为百姓、不计个人毁誉”来圆回他的复杂性。“冯道不是坏人，但也绝非剧中这般伟大。”张明扬坦言。
回到五代的历史现场，冯道的“易主”，其实是当时的主流选择。“那个时代，当官本就是这样。”张明扬解释，五代时期，官员易主完全是实用主义的选择，与道德无关，这种行为在当时相当普遍，几乎不会被谴责。英国历史学教授史怀梅在《忠贞不贰?》中也指出，五代官员的易主，是出于政治现实的考量，合乎情理。而冯道之所以成为标志性人物，不过是因为他活得久、官位高、任职时间长。
冯道在68岁时写下《长乐老自叙》，回顾一生，只提“孝于家”“忠于国”，却绝口不提“忠君”。日本历史学者砺波护在研究冯道的专著中分析，这种表述，恰恰体现了冯道的价值观——他眼中的“忠”，不是忠于某一位君主，而是忠于天下百姓，这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不谋而合。
那么，为何冯道的形象会在宋朝后一落千丈?答案，藏在宋代的“道统重建”中。张明扬认为，北宋中期，“忠臣”的概念被不断强化、绝对化，欧阳修、司马光等史学家认为，臣子易主是政治失序、战乱频发的根源，于是便通过批判冯道，重构了“忠”的内涵——要求臣子忠贞不二，道德标准被大幅提高。这种忠君思想，此后愈发苛刻，更与爱国绑定，以至于宋元、明清之际，屡有臣子为王朝殉国，而冯道，便成了被后世用来警示“不忠”的反面教材。
如果说冯道的争议，是“忠与奸”的定义之争，那么石敬瑭的骂名，则是“功与过”的失衡评判。《太平年》对石敬瑭的处理十分克制——出场不多，且从他临终前开始叙事。张明扬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石敬瑭“认契丹为父、割让燕云十六州”的行为，难以在有限的剧情中呈现其复杂性，更难以“自圆其说”。
后世对石敬瑭的谴责，几乎都集中在“割让燕云十六州”一事上。这片包括今北京、天津及山西、河北部分地区的土地，地势险要，是中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自石敬瑭割让后，直到四百多年后的明朝，才重新被纳入中原版图。每当朝代更迭、异族入侵，后人都会痛斥石敬瑭，将其视为“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千古罪人。但张明扬却直言：“前人背不了后人那么多锅。”
石敬瑭的选择，实则是乱世中的无奈之举。当时，他被后唐军队围困在太原，濒临绝境，若不向契丹求援，唯有死路一条。更鲜为人知的是，当时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也曾与石敬瑭争夺皇位，同样向契丹求援，承诺与契丹结为兄弟之国，最终耶律德光选择了石敬瑭。而在五代时期，向契丹求援或臣服，并非什么大逆不道之事——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起兵反隋时，也曾向突厥借兵、称臣;唐末至五代初，中原政权动荡，藩镇将领为了对抗竞争对手，向契丹求援，更是普遍现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后世骂石敬瑭为“汉奸”，本身就是一个不符合历史现实的评判——石敬瑭是沙陀人，属于西突厥的一支，他本就无需承担“为汉民族效忠”的道德负担。有趣的是，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的君主，都是沙陀人，但他们都纷纷攀附汉人祖先，塑造自己的正统地位：李存勖自认继承唐朝正统，石敬瑭称自己是春秋石碏、西汉石奋的后代，刘知远则自称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后人。张明扬指出，这种攀附，正是沙陀人汉化的直接标志——“沙陀进入中原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汉化史。”
《太平年》中，有一段台词直击核心：吴越国九郎君钱弘俶不满向契丹称臣，抱怨“岂不为天下人所笑”，官员水丘昭券却反问：“国家大势如此，礼崩乐坏已近百年，谁还在意那么一点胡汉之分呢?”这句话，恰恰道出了五代时期人们的真实心态——在那个王朝更迭频繁的年代，契丹入主中原，在很多人眼中，不过是又一次王朝更替，与之前朱温灭唐、后唐灭后梁，并无本质区别。
但耶律德光自己，却始终想不通这个问题。剧中，他入主汴京仅两个多月，就遭遇各地反抗，不得不仓促北返，他抱怨道：“后唐、后晋的皇帝，都是沙陀胡种，能在中原坐稳江山，为何我契丹人不行?”其实，答案很简单——不是血统的差异，而是文化的认同。张明扬解释，中原百姓对契丹的抵抗，固然有民族情绪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契丹人入主后，推行“打草谷”政策，放纵骑兵烧杀抢掠，洗劫百姓财物，甚至强行向官民征借钱财，存入契丹内库准备运回本国，这才引发了全民反抗。
契丹天子抵达汴梁城外
反观沙陀人，他们早已深度汉化，沿用中原制度、推崇儒家文化，与中原百姓的文化认同高度契合;而耶律德光，即便试图融入中原——穿中原衣冠、沿用旧制、设立“南北面官制”(用汉制治汉人，用契丹制治契丹)，被誉为最早的“一国两制”，但终究没能来得及完成文化融合，就因叛乱被迫北返。
耶律德光入主中原后，改国号为“辽”
这背后，是宋以前中国人独特的“华夷观”——“中国”不是一个有明确国界的政治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明概念。“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早在战国时期，这种观念就已形成：只要接受汉文明，无论出身何种族群，都能被视为“华夏”;若不接受文明开化，即便身处中原，也会被视为“夷狄”。在这种观念下，异族的存在不仅不被视为威胁，反而会被欢迎来学习汉文明，实现“以夏变夷”。
但这种开放的华夷观，在唐代中后期开始松动，到宋代则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契丹、西夏等政权崛起，燕云十六州丧失，宋、辽、西夏并立，中原王朝第一次被迫面对对等的外交关系，昔日“天朝上国”的格局被打破。在外族的政治压力下，宋代士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他们反复论证“中国”与“正统”，重建道统，一种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这种情绪，不仅塑造了后世的华夷观，更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情绪的重要源头。正如张明扬所言，“悼明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在五代、唐朝，因为那时的人们，根本不会有‘汉人政权好、少数民族政权坏’的执念。”而这种执念的源头，正是脱胎于五代政治格局的宋朝。
《太平年》尚未播完，但历史的结局早已注定：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钱弘俶“纳土归宋”，吴越国覆灭，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终告结束。宋朝建立后，一改五代“重武轻文”的武人文化，大力推行文治，却也因此导致军力衰弱，最终北宋被金所灭，南宋被元所亡。后世有人批评赵匡胤“削兵权”是政治败笔，认为他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牺牲了民族利益——这种批评，与对石敬瑭的谴责如出一辙，本质上都是用后世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去要求古代的君主，却忽略了一个核心事实：回到历史现场，任何君主，首先顾及的都是个人与家族的利益，所谓“民族利益”，不过是后人的政治想象。
这种“历史与历史观”的偏差，在吴越国“纳土归宋”的叙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后世将钱弘俶的行为美化成“顺应历史大势的主动归附”，但清人吴任臣《十国春秋》的记载，却还原了更真实的场景：钱弘俶被宋太宗赵匡义扣留在汴京，大臣劝他“纳土，不然祸且立至”，他才被迫做出决定。当他在朝堂上宣布“纳土归宋”后，随行官吏退朝后恸哭：“吾王不归矣”——那句“主动归附”，不过是后世为了塑造“正统”而进行的美化。
同样被忽略的，还有冯道的另一项功绩：他任后唐宰相时，主持刊印了印刷版《九经》。在此之前，儒学经典只有手抄本，笔误丛生，流传混乱;而这部印版《九经》，历时21年完成，跨越了三个王朝，直到后周时期才终告问世，冯道也在刊印完成的第二年去世。清末美国传教士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中评价，冯道在印刷史上的成就，可与欧洲印刷《圣经》的古腾堡媲美——正是这部印版《九经》，为宋代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
砺波护在研究冯道的专著中，引用了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的一句话：“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事实之间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他进一步补充：“研究历史之前，请先研究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请先研究历史学家身处的历史与环境。”这句话，或许是我们读懂五代十国、读懂冯道与石敬瑭，读懂所有历史争议的关键——我们无法脱离当下的语境去评判过去，却可以试着回到历史现场，理解那些选择背后的无奈与必然。
对于生活在当代的我们而言，冯道或许更像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人：他不执着于“忠君”的虚名，更看重“忠于国、爱于民”的实效;在乱世中，不逞匹夫之勇，不做无用的意气之争，而是脚踏实地做事，维系秩序、守护苍生。这种现实主义的生存智慧，正是《太平年》最打动人的地方，也是当代人能从这段乱世历史中，获得的最珍贵的启示。
剧中，冯道对垂头丧气的赵匡胤说：“既然还活着，就做事吧……逝者已逝，他们可以歇歇了，但活着的人，却依旧还要做事。”赵匡胤不解：“现在再做这些，还有用吗?”冯道答道：“老夫这一辈子，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武，不能定祸乱;文，不能致太平。所行所为，大多都是无用的。有用的，无用的，终归要有人去做。能不能做成是一回事;做不做，却又是一回事。”
赵匡胤
这句话，刷屏了社交媒体，也道尽了乱世中中国人的生存底色。五代十国是乱世，官员要做事，百姓要生活，无论谁掌权、谁称帝，日子总要继续，秩序总要维系。就像冯道所说：“张彦泽来与不来，事情还是要照做。”而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这种“不计得失、默默做事”的韧性，正是中国人能在无数乱世中，始终延续文明、生生不息的原因。
剧中还有一段情节，同样引人深思。第7集，郭荣为维持施粥秩序，一刀斩杀了争抢食物的饥饿流民，钱弘俶愤怒地质问：“他饿了，想吃饭，却是犯了哪家的王法?”郭荣没有辩解，只是将刀递给钱弘俶，让他为死者报仇。可到了第8集，钱弘俶却撞见郭荣在死者遗体前鞠躬祭奠，郭荣坦言：“因为他本不该死，这个世道，也本不该如此。这世上的许多事，你不得不去做，却不等同于这些事都是对的。世道如此，或许无可奈何，或许被迫无奈，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可是非终该是要有的，不管旁人如何说，如何看，自家心里一定要知道，这是错的。这世道的错，也是错。不能因为世道的错，顺着世道做的事，便都变成了对。”
这段话，不仅是郭荣的自我救赎，更是《太平年》对五代乱世的深刻反思：乱世或许无奈，但人心不能失序;世事或许无常，但是非不能不分。这也是这段被视为“垃圾时间”的历史，留给当代人的最重要的启示——我们害怕乱世，厌恶失序，却更要明白：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坚守本心、明辨是非、踏实做事，才是最珍贵的生存之道。
五代十国或许依旧是一段模糊的历史，但《太平年》让我们看到，乱世从来都不是只有杀戮与背叛，还有温柔与坚守;历史人物也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还有复杂与无奈。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跳出后世的道德评判，回到那个动荡的年代，读懂冯道的坚守、石敬瑭的无奈、钱弘俶的抉择，或许，我们才能真正读懂历史，读懂人心，也读懂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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