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漫过鹿特丹的天际线时,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场为期11天的影展,早已悄悄提前按下了落幕键。官方日程上标注的闭幕日是2月8日,可颁奖仪式却在6日傍晚便仓促收场,7日便终止了所有影片展映,仅剩几场零散的工作坊在原地收尾,像一场盛宴过后未被收拾干净的餐具。对于持有专业证件的人而言,这场影像狂欢的序幕其实更早拉开——从1月28日起,指定影厅的线下提前场与线上观影通道便已开启,而我,直到抵达后才拼凑出这份完整的时间线。
这是我第一次踏足鹿特丹电影节,所有的安排都显得猝不及防。1月29日,我终于抵达这座港口城市,同行的鲍勃粥虽未曾有过此地之行,却总能神奇地与我同场,像一道无形的影子,潜伏在暗黑的影厅里,用某种难以言喻的默契,轻轻攥住每一段观影时光里的情绪脉搏。初来乍到的陌生感,被这座城市忽冷忽暖的阴雨天气揉得支离破碎,感官变得迟钝而麻木。空气中没有预想中欧洲城市的馥郁香水味,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本地特有的、令人不适的气息,浑浊又沉闷,有时竟让人觉得,连劣质二手烟的味道都比它更易忍受。

鹿特丹远比我想象中小巧。车站、影展场地与住宿地点之间,最长的步行路程也不过20分钟,走走停停间,反倒能慢慢打量这座城市的肌理。取证件是我抵达后的第一件事,沿途的街巷不算繁华,却透着一股松弛的烟火气。本届影展的场地布局清晰而紧凑,以音乐厅De Doelen为核心,Pathé Schouwburgplein紧邻其侧,KINO Rotterdam与Cinerama则向外发散,构成了主要的展映网络。除了少数偏远的影院与VR专属场地,这里既有商业化院线,也有坚守个性的独立影院,无论规模大小,维护都十分到位。加之周边士多店林立,中西快餐一应俱全,排片节奏也并未过分紧凑,整场影展体验下来,松弛感拉满,算得上是一次舒适的影像漫游。
与多数国际影展相比,鹿特丹电影节的氛围格外轻松。没有拥挤到令人窒息的人潮,却始终保持着井然的秩序,「Last Minute」排队机制的存在,让持有证件却未抢到票的影迷总能收获惊喜。尽管放映厅门前标注着证件优先级的提示,但实操中,工作人员并未过分严苛,我全程几乎没有遇到排不进场次的情况。只是这份松弛背后,也藏着几分出乎意料的朴素——我本以为,这座以特立独行著称的影展,会为媒体与产业人士准备一些令人难忘的周边礼品,可最终拿到手的,却是一张用再生纸打印的证件,简约到近乎简陋,与瑞士真实电影节的风格相似,远不及三大影展硬塑料卡证的精致。今年的官方周边也略显平淡,唯有IFFR与UNIQLO联名的衬衫和帆布袋,算得上是为数不多的亮点。
这场影展最珍贵的馈赠,或许是让我彻底改变了观影习惯——从前的我,极度厌恶坐在影厅第一排看片,总觉得过分贴近的银幕会割裂沉浸感,可在鹿特丹的日子里,我却渐渐爱上了前排的视角。直到这时,我才真正读懂了豆瓣著名影评人红酒对前排座位的偏爱:唯有直面银幕,才能直面那些无法定义的当下,才能接住影像中最细腻、最直白的情绪冲击。
只是,当海量影像扑面而来,这份直面的勇气,有时会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无论是打着实验旗号的先锋作品,还是标榜突破的小众影像,大多显得苍白无力,平庸与疲乏感贯穿始终。在这片难以判定意义的影像试验场里,既往的评判准则彻底失效,无法再为观影体验提供心理均衡,有时仅仅是一丝微弱的情感共鸣,都能在心底掀起压倒性的波澜,让人在光影落幕后感慨万千,却又无从言说。
在众多影片中,最能触动我的,当属几部聚焦个体命运与时代印记的作品。其中,入选Bright Future单元的《泡泡糖女孩》(Ah Girl),因其浓厚的东亚语境,成为了我情感共鸣最强烈的一部。影片以个人经验为切入点,用粘滞而细腻的镜头语言,刻画了家庭内部的琐碎矛盾、令人窒息的情绪张力,以及成人自我中心下,孩子被迫「懂事」的无奈与早熟。这些场景,与东亚成长语境中对家庭责任的强调、对情绪的隐忍,以及过早成
熟的焦灼感高度契合,那种共鸣并非刻意寻找,而是源自身体本能的触动,直击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泡泡糖女孩》剧照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入选Big Screen Competition单元的《家》(Home)。这部影片带来的,并非即时的情感冲击,而是一种更深沉、更绵长的理解与共情。它聚焦于迁移、流离与历史命运的纠葛,用平缓的叙事节奏,引导观众去体认那些被时代裹挟的个体,那些无处安放的乡愁与无法逆转的命运轨迹。尽管两部影片的单元定位不同,所承载的文化语境也大相径庭,但当它们并置来看,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命题:无论身处新加坡的家庭空间,还是丹麦的南斯拉夫移民社区,儿童始终是被时代忽略却又最先承受重量的群体。他们懵懂地理解着眼前的一切,却没有任何参与决定的权利,只能在家庭结构的变动与历史进程的洪流中,被动调整自己的姿态,无力阻挡任何突如其来的变故,像一株在风雨中飘摇的野草,渺小却又顽强。

《家》剧照
这些儿童角色,更像是一种「承压变体」,如同漫威宇宙中的「分子人」——他们并非冲突的制造者,也不是叙事的权力中心,却在时代结构发生震荡时,最先、也最彻底地感受到裂变的痛苦。在鹿特丹的光影里,童年不再是被精心呵护的温室,而是现实残酷性最先降临的地方,那些过早背负的重量,终将成为他们生命中无法磨灭的印记。
《泡泡糖女孩》剧照
除了这两部作品,入选limelight单元的《语殇》(Gavagai),则用一场戏中戏的结构,抛出了更深刻的思考。这部影片去年已在纽约电影节完成世界首映,此次登陆鹿特丹,依旧引发了广泛讨论。影片前半段在塞内加尔达喀尔拍摄《美狄亚》的改编版本,后半段则转向柏林的首映现场与媒体场域,将片场内部的矛盾,延伸到再现政治与观看权力的层面。发布会上,一句「这是拍给白人看的电影吗?」,直击影片的核心议题——电影生产过程中,谁有资格定义问题,谁又要被迫承担后果。

《语殇》剧照
影片中,酒店安保事件的处理尤为精妙,并未陷入非黑即白的是非判断:男主演遭遇盘查后选择隐忍退让,白人女主演则强势介入追责,最终却引发了新的矛盾与紧张局势。而首映现场,男主演再次被拦、身份不被承认的桥段,更是将「行业体面」与「现实歧视」的割裂,赤裸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导演没有急于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将跨文化合作中的权力失衡、沟通混沌,以及种族主义在日常中的隐性运作,完整地呈现在银幕上,留下了一个揪心的无解命题——有些困境,或许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唯有直面,才能获得思考的可能。
《道格拉斯爵士的陨落》则将目光投向了地方叙事与外部消费的碰撞。影片以苏格兰一个小镇为背景,讲述了大型奇幻剧组入驻后,当地空间与叙事被重新编码的故事:曾经供社区居民使用的海滩,被剧组暂时租用;承载着本地历史记忆的符号与日常秩序,被随意损坏,无人问津;小镇的一切,都从「生活场景」变成了「拍摄与消费的道具」。影片巧妙地将「出名」与「被占用」绑定在一起,揭示了文旅流量带来可见收益的同时,也在不断压缩本地居民对自身历史与生活节奏的解释权——当外部世界用自己的视角解读、消费小镇,本地人的声音,便渐渐被淹没。

《道格拉斯爵士的陨落》剧照
主人公肯尼斯的形象,更是打破了「受害者」的单一标签。他对地方传统的坚守,既包含着职业伦理的坚守,也承载着个人身份的投射。当外部叙事体系迅速替代本地叙事,他的崩溃,既是时代结构性挤压的结果,也是自身无法跟上时代代谢节奏的无奈。影片最终留下了一个开放的命题:当地方被持续外部化呈现,被消费、被代表,谁会成为受益者,谁会沦为失语者?地方的主体性,又能否在这场洪流中,保留一丝本真?
今年的影展,我并未过多关注短片单元,但Zhou Zhengyu的《混凝土枝杈》与彭祖强的《四散》,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简洁有力的镜头语言与独特的叙事视角,值得每一位影像爱好者细细品味。而作为我在鹿特丹观看的第一部影片,入选Tiger Competition单元的华语片《南宫成》,则像一记重拳,打破了我所有的观影预期,看完之后神清气爽,那种酣畅淋漓的体验,至今难忘。
本届鹿特丹电影节的金虎竞赛单元,质量断层现象尤为明显。相较于戛纳、柏林、威尼斯等受关注度更高的国际影展,远赴鹿特丹的华语记者数量并不算多。由于多数记者对入选导演并不熟悉,且影片首映后可供参考的口碑样本极少,主观心理预期对影片评价的影响被降到了最低。也正因为如此,华语记者们最终得出了相对一致的结论:在所有质量中上的作品中,《主题变奏曲》始终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有同行早早预测它会斩获金虎奖,最终的结果,也算是意料之中,并无惊喜。

《主题变奏曲》海报
《主题变奏曲》由杰森·雅各布与戴文·德尔玛联合编剧并执导,这两位创作者的长片首作《卡丽莎》,曾于2024年入围威尼斯地平线单元。这部南非影片的创作,得到了鹿特丹电影节Hubert Bals Fund与多哈Doha Film Institute的资助,背后有着坚实的产业支撑。正如影片标题所暗示的那样,它借用了西方古典音乐中「变奏曲」的结构,以不同的形式,反复诠释相同的主题与素材——在重复中寻求差异,在相似中挖掘不同,这便是影片最核心的叙事逻辑。

《主题变奏曲》剧照
影片的故事,围绕着南非乡村一位独居高龄牧羊人的生活展开。她的人生,被两件事所缠绕:一是等待政府兑现承诺,赔偿父亲数十年前被剥削性征调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二是在贫困、缺水、停电与无尽的孤独中,重复着单调而琐碎的日常。影片被清晰地切割成五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沿用相似的镜头机位,聚焦于村落里的相同意象:矗立的水塔、相伴的两头驴子、围坐打牌的老人、荒诞地在自家地下挖掘殖民者遗留宝藏(还一边听着贝多芬交响乐)的村民、她独居的小屋,以及夜晚降临后门前自动亮起的感应灯。
影片开头大量使用的旁白,一度成为观影障碍,阻碍着观众沉浸其中。但随着剧情推进,影片的力量逐渐凸显:逝去的父亲以幽灵的形态重返家中,这些超现实的片段,并未落入俗套的煽情,而是被影片沉稳的基调牢牢掌控,显得克制而有力量。结尾处,电线杆再度坍塌,赔偿款依旧遥遥无期,这场关于生活的「变奏曲」,最终又回到了原点,陷入了一种近乎永恒的重复。不可否认,在了你殖民批评的层面,影片并未提出太多崭新的视角与实践方式,但这部时长仅一小时出头的作品,精准而巧妙地借用了音乐结构,展现出极高的完成度,执行力堪称惊艳。本届金虎奖的选择,也延续了前一年欧洲三大影展最高奖的倾向:保守、折中,缺乏惊喜,却也不会引发过多争议,是一个稳妥到近乎平庸的选择。
相较于这部金虎得主,我个人更偏爱获得评审团特别奖之一的瑞典-挪威合拍影片《美好年华》。这部影片披着虚构剧情片的外衣,实则是一部兼具勒卢什风格的纪录-散文式非虚构作品,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边界,极具质感。
《美好年华》海报
导演安杰莉卡·鲁菲尔,同时也是影片的「主演」。在父亲与祖父相继离世的悲痛时刻,她从瑞典回到法国,整理旧物时,一本童年日记,唤醒了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年少时,她曾对自己的中学历史老师,怀有一段隐秘而纯粹的情愫。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影片的镜头语言与构图极具匠心,大量运用室内戏的镜面与家具遮挡,营造出细腻而微妙的氛围,却又不显得刻意与生硬,仿佛一切都是自然发生。
影片并未将叙事局限于「学生暗恋教师」的私人情感层面,而是借此延伸,探讨了两重相互缠绕的深刻主题。其一,是女性成长过程中对同性的模仿与认同。导演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拆解了这段表层的「暗恋」,揭示出其本质:这并非简单的情感悸动,而是以身边的「偶像」为媒介,接收文化图像与媒介信息,进而构建自我身份的过程。日记中,没有炙热的身体欲望,只有对老师的细致描摹——穿着打扮、遣词造句、发型神态,以及老师所喜爱的艺术与文学作品:从哈里·库默的《暗夜之女》、默片时代的露易丝·布鲁克斯,到哈内克的《钢琴教师》;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马丁·杜·加尔的《蒂伯一家》,还有那些或闪耀或平实的裙子,搭配利落的短发。
在导演的诠释中,这段情感的核心,并非占有与被占有,也不是平等的情感共享,而是「模仿与成为」——「我想变成你」,这便是最直白的心声。影片结尾,导演拜访年迈的老师,两人并肩站在同一面镜子前,当她拿出当年赠给老师的手作书,展示封底那面小小的镜子时,这段关于「模仿与成长」的讨论,无需过多言语,便已不言而喻。
在对大量电影、文学作品的引用与致敬之外,影片还将这段私人记忆,与两场葬礼、中年危机绑定在一起,展现出一种温和的实用主义转向——与那些曾经支撑自己的偶像及衍生物质,温柔告别。不经意间提及的被拆除的勒庞海报,与朋友通话时那句「我现在是现实主义者」,还有在整理旧物、告别旧宅的过程中,导演都在一点点剥离过往的幻象,走向更为务实、中立的人生态度,一种基于现实的、收拢独立与中间派的新路线。
导演以极度温柔的笔触,展示着那些承载着记忆的旧物:明信片、笔记本、幻灯片,它们与那些被引用的艺术作品一起,构成了陈旧的媒介符号,最终,都在一场体面的告别中落幕——后院的跳蚤市场、重新粉刷后出售的旧宅,还有导演重新振奋起来的新生活。「偶像破除」,打破媒介赋予的虚幻光环,回到以人为核心的真实生活,这便是影片最终传递的力量。而旧宅的新主人是一位工匠,更是一种隐喻:从此,生活将聚焦于实实在在的劳作与生产,而非那些遥不可及的偶像图像。
在本届金虎竞赛单元中,我心目中的最佳作品,是来自安哥拉的《我的森巴》——这是安哥拉作品首次入围金虎竞赛,也是导演雨果·萨尔瓦特拉的长片首作,堪称一场惊艳的亮相。

《我的森巴》海报
影片的主角,是一位患有白化病的非裔诗人。他曾是被母亲遗弃的孤儿,被教堂的神父抚养成人。他特殊的生理条件,不仅让观众关注到白化病患者的生存困境,更成为了一种深刻的隐喻——「白化」,象征着欧洲殖民历史强行刻在安哥拉土地上的创伤,这种创伤,渗透在语言、文化与社会架构的每一个角落,无法抹去。
影片最值得称道的,是其呈现的复杂性。导演并未将简单的文本推向二元对立的深渊:它没有走感伤主义的路线,没有通过诉苦与哀愁换取观众的同情;也没有空洞地喊出反抗口号,没有写出富有动能却缺乏深思与可执行性的文字。相反,它以克制而有力的镜头,展现出生活的多面性与矛盾性。

《我的森巴》剧照
影片的译名,更准确地说应是《我的诗歌》。主角的人生,始终与文字紧密相连。在与同为孤儿、一同在教堂长大的「弟弟」相处的过程中,他逐渐从自我沉溺、向内封闭的诗歌创作,转向了更具力量、更面向大众的饶舌。那些曾经局限于象征与隐喻的诗句,变成了节奏明快、情绪饱满的饶舌歌词,爆发着语言内在的韵律力量。影片的美学风格极具辨识度,极致的影像质感、张弛有度的节奏,牢牢抓住了观众的情绪锚点,将传统诗歌与新生代饶舌有机融合,让人看到了两种艺术形式碰撞的可能,也让人重新想象,那些处于中间态的文化表达。
但导演并未回避现实的残酷,他时刻警惕着现实赋予的限度,也不避讳艺术的偶然无力。诗歌与饶舌相互补充,却无法解决所有困境:宗教倡导的普世慈爱,过于隐忍,无法带来切实的改变,无法掀起真正的运动;而饶舌与地下帮派的共生关系,又容易引发内部矛盾转移,过度激进的行动主义,反而会滋生犯罪,伤害那些同样在现实中挣扎的人。饶舌对决文化中,甚至会滋生对他人的歧视性攻击,正如主角因皮肤颜色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一样。「讽刺」,这个影片开头便被重读的词,贯穿了整部作品:劝阻弟弟误入歧途的神父,因病倒下后,竟需要用抢劫而来的钱救治;而在艺术之外,与他们一同生活的姐姐,在工作的酒店里,正遭受着非人的骚扰与侵犯。
但这些沉重的现实,并未否定诗歌与饶舌的价值。影片结尾,主角在电视才艺比赛中的演出,被社交媒体无限转发、传播,这场淋漓尽致的表演,象征着向新媒体时代的转向,也象征着一种未被熄灭的可能性。这份可能性,穿透了殖民历史、国家创伤、种族议题、经济剥削与能源危机的阴霾,被牢牢镌刻在观众的心底,也成为了导演最真挚的倡议——即便身处黑暗,也不要放弃对光明的期待。
在大银幕竞赛单元,我个人较为偏爱的两部作品,分别是挪威导演伊通捷·索伊默·加托姆森的《蝴蝶》,以及波兰导演卢卡什·隆杜达的《告诉我你的感受》。
《蝴蝶》讲述了一对积怨多年的姐妹,在母亲意外离世后,前往西班牙大加那利岛处理后事的故事。这片岛屿,曾是她们在先锋艺术家父母抚养下长大的地方,而她们此行,却意外发现了母亲的秘密——她正在与一位当地居民合作,筹备一个以蝴蝶为主题的神秘主义精神净化疗养机构。

《蝴蝶》剧照
姐妹俩的人生轨迹,早已截然不同:跛脚的姐姐,远离了艺术带来的创伤,在挪威过着平凡的生活,成为了一名幼儿园教师;全身布满亚文化印记的妹妹,则坚守着父亲留下的艺术遗产,在夜晚表演行为艺术,延续着家族的艺术基因。在大加那利岛的日子里,她们被迫接触到母亲的一群合作者——这些人痴迷于神秘主义,信仰草药的魔力、守护石的力量,坚守着各种奇特的仪式。从最初的怀疑与不解,到最终参与一场狂欢式的落幕,导演以华丽而自由的公路电影式笔触,批判了西方上世纪中后期新纪元运动以来的神秘主义崇拜,以及带有类东方主义色彩的异色视角。与此同时,影片还敏锐地关注到当下的诸多社会现象——魔幻的数字游民、加密货币的狂热、网络直播的泛滥、生活方式博主的盛行,并用细腻的镜头,完成了对以奢华度假村为主导的旅游形式所蕴含的新殖民主义的批判。它或许可以看作是《岛屿上的煎熬》的反面,但本质上,两者殊途同归,都指向了对晚期资本主义新形态的深刻反思。
《告诉我你的感受》,则聚焦于艺术创作的疗愈价值,却并未给出理想化的答案,而是进行了一场复杂而客观的审视。影片以社会阶层差异与城乡碰撞为背景,讲述了两个被创伤裹挟的人的相遇与救赎:失意穷苦的男主,在妹妹病逝后被父母忽视,内心充满了孤独与痛苦;女主则因患有精神分裂的父亲而感到羞耻,始终无法与自己和解。两人的相遇,像是一场命运的馈赠,他们的爱恋关系,以及各自的艺术项目,都成为了彼此心理治疗的一种形式。

《告诉我你的感受》剧照
影片的结局,并非圆满:两人最终分离,内心的创伤也未能完全愈合,艺术创作并未带来想象中的彻底救赎。但这份「失败」,并非毫无意义——分离带来的成长,创伤留下的印记,都撬动了微小却真实的改变。导演摒弃了绝对化的叙事视角,没有将艺术神化为治愈一切的良药,而是从「失败」中,挖掘出了积极的价值——即便无法彻底痊愈,那些努力与挣扎,那些彼此陪伴的时光,都足以成为前行的力量。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来自港湾单元的一部法国小品电影——克劳德·施密茨的新作《圣玛丽矿镇谜案》。导演的前作《另一个劳伦斯》,曾入选2023年戛纳导演双周单元,收获了诸多好评,而这部新作,依旧延续了他独特的叙事风格。

《圣玛丽矿镇谜案》剧照
影片的故事十分简单:两名看似不靠谱的「废柴警察」,被派到圣玛丽矿镇,协助珠宝展会的安保工作,可一枚珍贵的珠宝戒指,却在展会期间意外失窃。但这部影片,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刑侦或警匪片,导演以反类型的姿态,借用一场失窃案,完成了对刑侦类型的解构,实则是通过破案的过程,谱写了一曲风趣幽默的小镇风物诗。
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镜头始终跟随着两位主角,带领观众走进圣玛丽矿镇的日常,认识了镇上形形色色的居民——他们性格各异,有着自己的小秘密,却共同构成了小镇的烟火气。一场偶然的相遇,最终将所有人物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闭环。影片的剧本十分精湛,结尾的反转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导演刻意放缓了刑侦类型片的节奏,融入了采访、旅行等轻松的桥段,让整部影片充满了趣味性,像是一杯清爽的夏日汽水,解渴又治愈。
或许,这就是鹿特丹电影节最动人的地方:在这里,你无需被创作者的名气所裹挟,无需为了「打卡」而强迫自己观看某部影片。你只需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每一部作品,那些纯粹的观影乐趣,那些不期而遇的惊喜,终究会如期而至,属于每一个真正热爱电影的人。
Bright Future,「光明未来」,这是鹿特丹电影节的次级单元之一,与柏林的视点单元、洛迦诺的当代影人单元有着相似的定位——挖掘新生代创作者,为长片首作提供展示的平台。相较于其他单元的命名,「光明未来」这四个字,带着一种格外积极的许诺,一种充满希望的希冀,也藏着一份自信:鹿特丹电影节所提供的平台与资源,能够将这些年轻导演与更多制作方、发行方、观众连接起来,让他们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除了八鸽前文提及的《泡泡糖女孩》,本届光明未来单元的另一部佳作,是获得NETPAC(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项的菲律宾电影《父亲死时我长高一寸》。影片采用近似过曝或褪色的灰度黑白调色,却在单调的色调中,为人物保留了专属的色彩,这种独特的视觉处理,彰显了创作者鲜明的美学追求。影片聚焦于加害者的孩子与受害者遗孤之间的关系,恨意、友情,以及青春懵懂中滋生的同性暧昧,没有被类型化、标签化,而是被日常化的玩耍、奔跑、琐碎的对话,以及柔缓的镜头语言,编织成了一篇带有超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色彩的影像散文。尽管在文本层面,影片的结构仍需打磨,显得不够紧凑,但它所展现出的「以柔胜刚」的叙事技巧,已然足够惊艳。这部稍显青涩的作品,为东南亚当代电影序列,增添了一抹与众不同的色彩,区别于那些成熟作者导演,也区别于他们的模仿者。

《父亲死时我长高一寸》剧照
遗憾的是,光明未来单元中,也有不少令人失望的作品,来自日本的《遗爱》与来自美国的《大亨》,便是其中的代表。《遗爱》陷入了生硬的叙事困境,过分依赖陈旧的手段制造悬疑感,「迷信」的设定仅仅是为了营造奇观,并未与文本形成深度绑定;影片还剥削性地消费女性之间的关系与阿尔茨海默症,不加批判地沿用了传统日本工业类型片中「恶女」的刻板形象,缺乏思考与突破,显得平庸而肤浅。

《遗爱》剧照
《大亨》则更为可惜。这部影片自我标定为2028年洛杉矶背景的类科幻作品,影像风格上延续了当地街头的粗粝感,还插入了档案资料,试图将加州十九世纪西部开发、淘金热等历史与未来科幻设定相结合,野心可见一斑。但最终,所有的设定都停留在表层,未能被影像深入挖掘与呈现,再加上文本本身的羸弱,叙事语焉不详,指向空泛,镜头组织混乱无序,最终沦为了本届鹿特丹电影节中途退场人次最多的作品,令人惋惜。

《大亨》剧照
「光明未来」,未来总会在某一天如期降临,但它,真的会是光明的吗?当策展人骄傲地向本土观众与世界各地的电影从业者,介绍这些「明日之星」时,在电影工业遭受多重冲击、举步维艰的当下,已然走过半个多世纪、年过「知天命」的鹿特丹电影节,又该在何处,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
光明的必要前提,是拥有一束照亮前路的光源。而鹿特丹电影节的光源,又在何方?
Harbour,「港湾」,是鹿特丹电影节的另一个非竞赛单元,它的名字,与这座城市的灵魂紧密相连。鹿特丹港,欧洲最大的港口,从海面缓缓驶入莱茵河,便抵达了这座城市的心脏。在新加坡、上海等亚洲港口于21世纪初崛起之前,鹿特丹港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本世纪初,连续四十年蝉联世界年吞吐量最高的港口宝座。早期工业的繁荣,为艺术的生长提供了土壤:早在十九世纪末,位于Leuvehaven街区74号的画廊,就为刚离世不久的梵高举办了大规模个展,让这位曾被忽视的艺术奇才,被更多人熟知与喜爱。百余年后,距离这片画廊步行十余分钟的街区,每一个潮湿阴凉的冬季,都有影迷与记者,在Kino与Cinerama之间穿梭,延续着这份与艺术的羁绊。
港口,是鹿特丹的城市名片,也是这座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战后炼油工业的飞速发展,让这座曾被炮火摧毁的城市,得以涅槃重生,重新焕发活力。但随着制造业的全球转移、欧洲经济的式微,以及跨国犯罪、走私活动的猖獗,鹿特丹港的吞吐量逐年下降,陆面交通滞塞,犯罪案件频发,再加上前一年的大规模罢工,这座曾经辉煌的港口,与它相伴相生的城市,都难掩颓势,陷入了多重危机之中。
万幸的是,近年来,随着Erasmusbrug(被本地人亲昵地称为「天鹅桥」)的建成通车,在上世纪中后期因港口结构转型而荒废的南港区,迎来了新生。World Port Center世界港口中心、蒙特影视大厦、鹿特丹大厦,以及由旧厂房改建而成的拉斯帕尔马斯大楼,还有各种后现代、实验性的住宅群与城市设计方案,纷纷落地于此,让这片曾经的废墟,变成了鹿特丹的新地标。鹿特丹电影节的展映影院之一——LantarenVenster,便坐落于这片新生的土地上,见证着南港区的崛起,也见证着鹿特丹的蜕变。
冬季的鹿特丹,总是早早地被夜幕笼罩。暮色四合时,远处的天际线亮起灯火,以复兴的南港区为核心的新都心,成为了新的光明之源,像一座灯塔,穿越历史的尘埃,照亮着后现代人类的生存境遇。穿越自动化的集装箱运输设备,穿越密集如林的海上风力发电机,亘古不变的,唯有灯塔,始终矗立在港口之上,默默散发着光芒,为过往的船只指引方向。
可对于鹿特丹电影节而言,属于它的那座灯塔,又在何处?
在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中,鹿特丹电影节有着两个鲜明的标签:一是浓厚而怪异的艺术风格,独特的影像美学与后现代装置感,与鹿特丹的建筑风格高度契合;二是对华语作品的青睐,诸多华语影片曾在此斩获金虎大奖,成为华语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但亲身体验完整场影展,与熟知鹿特丹的同行深入交流后,我才发现,这座影展,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它开始缓慢地向主流靠拢,逐渐展现出对商业片、类型片的偏好,试图打造一种更为平衡、更贴近观众的姿态。这种被视为「妥协」的转向,在2020年范贾·卡卢杰尔契奇接任影展总监后,变得尤为明显。
与金虎竞赛平行的「大银幕」竞赛单元,官方对其的定位是「多元化,连接大众、经典与艺术院线电影,致力于支持入围影片在荷兰的发行」。从实际入选作品来看,这里的许多影片,都带有明显的大众趣味与类型化特征,不再是纯粹的先锋实验之作。此外,「聚光灯」单元的设置,更是直接选取了过去一年在其他影展首映过的作品,进一步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也降低了观影门槛。
等候电影开场的间隙,银幕上会循环播放动态UI界面,除了每日排片表与影展资讯,还有影迷提交的俏皮笑话,最引人关注的,是实时更新的观众奖评分排名。值得注意的是,在官方为媒体证、产业证持有者提供了丰富的线上观影渠道后,前来现场观影的,大多是鹿特丹本土居民。这一点,在观众奖排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聚光灯单元的英国传记片《妥瑞氏与我》登顶榜首,同为该单元的新加坡作品《荣耀嘻哈》表现不俗,大银幕单元的丹麦影片《家》紧随其后,而首映于戛纳主竞赛的《接近终点》《密探》《时光留声》等口碑佳作,也纷纷跻身榜单前列。
纵观榜单上的五十部影片,绝大多数都是此前在其他电影节或院线上映过的作品,本届金虎竞赛单元的影片,仅有三部入围,且均无缘前十,金虎奖得主《主题变奏曲》更是压线排在第四十九名。这份榜单,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鹿特丹电影节的尴尬:它全力扶持的新锐作品,并未获得本土观众的青睐,而那些来自其他影展的「熟面孔」,却收获了更多的认可与掌声。
这份尴尬的背后,是鹿特丹电影节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疫情期间,影展遭受了沉重打击,拨款预算缩减了两百万欧元,降幅高达20%。为了维持运营,新任总监不得不裁撤大量资深策展人与管理人员,导致影展流失了一批核心选片力量,选片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电影行业的萎缩与重构,电影市场的持续转向,让行业集中化趋势愈发明显——戛纳这样的影展巨擘,凭借其影响力,总能吸引到最优质的影片与资源,而并非三大、且处于全年影展周期最早期的鹿特丹,在影片选择上,愈发受限。
作为一座城市影展,鹿特丹电影节的多数影片,仅安排三到五场排片,票房收入成为了重要的支撑。这也进一步倒逼影展做出妥协,向大众趣味靠拢,毕竟,只有吸引更多本土观众走进影院,才能维持影展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妥协,或许是无奈之举,却也让鹿特丹逐渐失去了曾经的锋芒,那份特立独行的先锋气质,正在慢慢淡化。
当然,鹿特丹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特色。由知名影评人、Midnight Eye联合创始人汤姆·梅斯牵头策划的「V-Cinema」回顾单元,依旧保持着探究精神,延续着影展的先锋基因。「V-Cinema」是东映公司于1989年推出的电影形式,最初面向录像带及DVD租赁市场,曾培养出黑泽清、三池崇史、青山真治等一批优秀导演。而本次策展,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这些原本面向小屏的作品,重新搬上大银幕,通过集体观影的形式,与西方观众见面。在电影行业遭遇新媒体冲击、小屏观影成为主流的当下,这份举动,既是一种独特的宣言——坚守电影的本质,也是一种及时的警告——不要忘记那些曾在边缘发光发热的影像力量。
影展结束的当晚,我与八鸽,还有另外两位记者朋友,乘坐地铁前往鹿特丹南港区,找了一家本地餐厅,享用了土耳其羊肉汤与烧烤。用餐时,两位热心的本地熟客,主动为我们指引排队方向、介绍特色菜品,闲聊间,他们问起我们此行的目的。当我们说出「鹿特丹电影节」时,他们脸上露出了迷茫的神情,仿佛从未听说过这个在全球电影圈颇具影响力的盛会。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我的森巴》开头,主角重读的那个词——irônica(讽刺)。这座影展,致力于凝结来自世界各地的影像,聚焦全球南方等边缘群体,试图用光影连接不同的文化与人群,可在它所在的城市里,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少数族裔移民,那些普通的本土居民,却对它一无所知。影展里的光影狂欢,与影展外的平凡日常,仿佛是两个平行世界,互不交集,这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讽刺。
回到酒店时,大堂与电梯里,已经挂满了荷兰银行ABN AMRO赞助的鹿特丹网球公开赛的海报,前台也摆放着微缩网球摆件,供客人领取。一向空旷的酒店大门外,停放着多辆贴有公开赛标识的奢华汽车,梅赛德斯、雷克萨斯,还有挂着外交领事车牌的商务车,热闹非凡。
我摘下脖子上的媒体证,小心翼翼地收进帆布包里。那一刻,鹿特丹电影节的光影、情绪、思考,都仿佛被定格在这张薄薄的再生纸证件上。
鹿特丹电影节,电影节,电影。光明未来。
这四个词,在心底反复回响,却始终没有答案。未来终将到来,但鹿特丹电影节的未来,是否会如「光明未来」单元所许诺的那样,明亮而璀璨?或许,只有时间,才能给出最终的答案。而我们所能做的,便是记住这场迷雾中的影像漫游,记住那些在光影中相遇的惊喜与感动,期待着,那座属于鹿特丹电影节的灯塔,能够早日亮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陀螺电影,作者:八鸽、鲍勃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