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生成式AI彻底走出技术圈的孤岛，以汹涌之势渗透进创作的每一寸肌理。胡彦斌、易梦玲的“AI换脸视频”引发舆论哗然，出版界频现AI冒名写作的乱象，就连社交平台的评论区，也随处可见AI生成的标准化段落。从文学影视的专业创作，到普通人的日常表达，AI正在重塑内容生产的全链条，这场变革早已不是“远观的新闻”，而是创作者必须直面的生存现场。
剑桥大学的一项研究曾戳中创作者的痛点：超半数已出版作品的英国小说家坚信，AI终有一天会完全取代他们的工作，另有39%的受访者坦言，自己的收入已因AI写作、冒名出版等现象受损。这并非遥远的预言，而是当下无数写作者的共同处境——有人用AI搜集选题、梳理资料，有人依赖它润色稿件、优化表达，AI早已不是“可选工具”，而是悄悄改写着创作的底层逻辑。
但这场变革的另一面，是更隐秘的危机。AI的扩张正在放大数字世界的知识鸿沟：未被系统记录的本土经验、资源薄弱的小众语言，正被主流模型无情排除；康奈尔大学的研究更指出，ChatGPT等工具虽成了许多人的“知识入口”，却因英文语料的绝对主导，陷入知识分布失衡的困境。更令人忧虑的是，当模型开始循环学习同类生成内容，人类的文化想象力会不会被禁锢在固定的模板里？这场关于AI与创作的讨论，本质上是在追问：我们该如何在技术浪潮中，守住创作的主体性与知识的多样性？
一、创作困局：AI时代的双重悖论
在AI融入创作 workflow 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逐渐浮现：创作者既警惕AI对自身作品的侵占，又依赖AI提供的信息支持，这种矛盾让许多人陷入两难。王鹏凯的“老派”或许代表了一部分创作者的坚守。他从不依赖AI查资料、改稿件，不仅因为觉得AI生成的中文内容生硬怪异，更源于对信息检索能力的自信——“我自己找不到的材料，AI基本上也找不到”。这种坚守在非虚构创作领域更显珍贵，他曾在人类学方法课上遇到一位外国老教授，对方花半小时细致讲解手动转录田野录音的软件用法，面对“为何不用讯飞等自动转写工具”的疑问，老教授的回答直指核心：“你怎么确定你上传的这些访谈信息只有你自己能看到？”
这正是创作伦理的核心关切。田野调查与采访的前提，是对受访者隐私的承诺与保护，若将这些私密材料喂给AI，谁也无法保证它们不会成为语料库的一部分，被无限次调用。这种“手艺人式”的警惕，恰恰是对创作本质的提醒：创作不仅是内容的产出，更是对信任与隐私的守护。但在数字时代，这种守护显得格外脆弱。
徐鲁青的疑问更具现实冲击力：“就算我们不想把自己写的东西喂给AI，难道它就真的不会得到吗？”我们发布在网络上的每一篇文字、每一段对话，都可能被AI抓取，个人创作者在这种技术霸权面前完全失权，平台掌握着内容的最终流向。这种失权在法律层面更显被动，英国去年曾酝酿一项争议法案，核心逻辑是“作家必须主动提出‘我不同意被AI训练’，否则默认同意”，这一规则引发石黑一雄等作家的强烈反对，最终因阻力过大未能通过。
更棘手的是“可见性困境”。徐鲁青发现，AI的信息推荐已出现类似“百度刷置顶广告”的灰色地带——企业通过“做数据”让AI优先推荐自己的产品，就像有人搜索“打什么疫苗好”时，AI会倾向于吐出付费企业的名字。这意味着，若创作者拒绝让AI提取自己的内容，其作品在数字世界的可见性会越来越低，最终被淹没在海量信息中。
王鹏凯将这种困境总结为“双重矛盾”：一方面，创作者想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AI滥用；另一方面，作为使用者，又会抱怨AI提供的信息不准确，而信息不准确的根源，往往是语料库不够大、不够全。这种矛盾的背后，是创作者在技术霸权与信息依赖中的被动处境。
二、知识固化：AI如何强化等级制度？
如果说创作困局关乎个体权益，那么AI对知识体系的重塑，则触及了更深层的权力失衡——它正在将原本就存在的知识等级制度进一步固化，甚至催生新的“数字殖民主义”。李欣媛从《卫报》的一篇文章中获得启发，该文提出“AI之后的知识性崩塌”这一概念。早期互联网以英语语料为核心，当下的AI模型又基于这些网络内容训练，这导致我们对知识的理解，天然以英文世界为主体，其他语言的语料被轻视、忽视。更讽刺的是，OpenAI曾宣称ChatGPT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增长迅猛，这意味着那些获取知识渠道本就有限的人，会更依赖AI工具，而他们在重建自身知识体系时，却只能被“外来的英文信息”覆盖，本土的语言与认知体系被逐渐边缘化。
AI的“常识生成”机制更在加剧这种固化。李欣媛举例：“如果‘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食物是披萨’这类说法在语料库中频繁出现，AI就会将其默认为常识，再被询问时，它只会推荐披萨、可乐、汉堡这类主流选项，而那些小众却美味的食物，会被彻底忽略。”这种“主流碾压小众”的逻辑，正在让知识失去多样性，最终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
这种固化本质上是“算法歧视”的延伸。丁欣雨分享的研究颇具代表性：AI常将托福考试中英语非母语者的作文标记为AI生成；自动语音识别系统面对黑人说话时的错误率，几乎是面对白人时的两倍，而这些错误并非源于语法，而是口音差异。王鹏凯补充道，这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算法对黑人照片的识别差异、对少数族群的忽视，根源都在于语料库的偏向性——“少数族群语料越少，算法就越偏向主流群体”。
《投喂AI》的作者将这种现象定义为“数字殖民主义”：GPT等大规模AI的普及，正在向全球灌输某一种强势知识。就像披萨作为欧洲流行食物全球化后，成为“世界美食”的代名词，而擂辣椒皮蛋这类本土美食，因缺乏足够的语料支撑，难以进入AI的“常识库”。这种知识的单向输出，正在瓦解不同地区的本土认知体系，让知识的等级制度愈发森严。
三、回归创作：在过程中寻找存在的意义
面对AI的冲击，许多创作者陷入“能力焦虑”：担心自己的工作被替代，纠结于“AI能不能比我写得更好”。但当我们跳出这种工具论的比较，会发现创作的核心价值，从来不在“结果的优劣”，而在“过程的愉悦”与“主体的表达”。科幻作家陈楸帆与AI合写科幻小说的尝试，打破了“AI是替代者”的固有认知——AI不再是威胁，而是可以协同创作的伙伴，这种合作让创作出现了新的可能性。刘宇昆的“电影时刻”比喻更具启发意义，他认为，我们现在对AI的使用，还停留在“模拟人类行为、重复人类工作”的阶段，就像早期胶片电影只是记录戏曲、舞台剧的工具；而属于AI的“电影时刻”尚未到来，当它真正到来时，AI作为一种全新媒介，会极大丰富我们的表达方式。
但创作者的态度早已两极分化：支持者渴望AI加速进化，认为语料库的扩充、技术的迭代能带来更多创作可能；警惕者则呼吁“慢一点”，担心过快的技术发展会带来不可预知的后果，就像某些科幻小说设想的那样，人类可能会通过全球公约封锁新技术，避免其带来的灾难。
一位女哲学家的朋友圈，让王鹏凯对“语言与创作的本质”有了新的思考。这位哲学家写道，当代人的语言已被AI深度侵蚀，我们习惯了技术催生的新语言，却早已忘记原本的语言质感。这一提醒直指核心：我们如今追求的“易懂语言”，其实早已被技术重塑，创作也在无意识中偏离了本质。中文本有的词汇拼接创造力——将两个字或词组合成新的表达，这种充满人文温度的创造，其美感与适配性的判断，终究需要人类的主体感知。
王百臻的思考则跳出了“能力比较”的框架。他坦言，自己曾对“人类思考的不可替代性”感到悲观，毕竟AI正以惊人的速度接近某个“奇点”，但拉长时间跨度来看，“人类思考不可替代”的结论或许值得怀疑。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想法陷入了“工具论陷阱”——当我们用优绩主义的视角将自己与AI比较时，其实早已丢失了创作的主体性。
AI带来的虚无主义，只是无数虚无主义来源之一。对抗这种虚无的关键，不是纠结于“AI能不能超越我”，而是回归创作本身：“用心去创作，去爱这个世界，去从创作中获得快乐。”这让我们想到象棋与围棋，AI早已在纯粹竞技能力上超越人类，但如今依然有无数人从棋类游戏中获得智力活动的愉悦——这种愉悦感，正是人类的“护城河”。
游戏哲学中有一个核心观点：“游戏是一种最纯粹、无目的的行为，其目的不是结果，而是玩游戏时产生的愉悦。”创作本应如此，却在结果导向的功利心态中，丢失了这份纯粹。AI可以模仿创作的形式，却永远无法替代人类在创作过程中感受到的愉悦、思考与热爱——这种源于主体存在的体验，正是创作最珍贵的价值，也是任何技术都无法剥夺的本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作者：界面文化组，主持人：徐鲁青，本期嘉宾：王鹏凯、李欣媛、王百臻、丁欣雨，题图来自：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