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阶层固化、考公考编、上岸……这些高频词汇串联起当下教育与就业的核心焦虑。在这套社会评价体系中，考试成了无法绕开的核心环节，甚至被调侃为中国人乃至东亚人的“宿命”。从小学升学到高考闯关，从职场打拼到公考角逐，每一步进阶似乎都离不开试卷的丈量。考试是阶梯，在很多场景下，更成了普通人触碰阶层跨越的“唯一阶梯”。这种对“考试改变命运”的执念，恰与千年前的科举时代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曾有个耐人寻味的笑话：如今的“上岸”再难，也比古人轻松几分。毕竟古代寒门子弟的上升渠道，窄得令人绝望。科举是公认的正途，却有着堪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录取率;捐官虽能跻身体制，却需家底雄厚且难有前程;做吏者大多只是混份生计，社会地位低下且油水寥寥;即便狠下心进宫当公公，也要付出“无后”的惨痛代价，绝非寻常人所能承受。古今对比之下，当下的“上岸”路径虽仍拥挤，却多了几分选择的余地。
但随着高考扩招多年后学历贬值成为常态，考公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救命稻草”，几百上千人争抢一个岗位的景象屡见不鲜。这不禁让人深思：如今的高考独木桥、考公热，与旧时科举相比，究竟哪个“上岸”难度更高?
单看录取率，古代科举的残酷程度便足以令人咋舌。陆蓓容在《我在古代当考生》一书中给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整个明代，全国乡试平均录取率仅为4.71%;清代顺治年间，江南地区举人的录取率为1.75%，这已是王朝初建、人才紧缺时的“宽松标准”。待局势稳定后，竞争愈发白热化，康熙朝江南乡试录取率直接暴跌至0.48%，意味着两百人中都难有一人上榜。要知道，中举便已实现阶层跨越——明清时期的举人终身享有会试资格，具备了当官的基本门槛，即便未能即刻任职，在乡间也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这份“上岸”后的红利，正是无数人趋之若鹜的根源。
这种对“阶层跨越”的渴望，与当下的“上岸”思维如出一辙，即便最初的“上岸”(如入职体制内基层岗位)，在古代或许仅相当于“吏”而非“官”。古代小说与戏曲中，早已藏满了对这种跨越的欣羡与描摹：无论是大团圆的圆满结局，还是始乱终弃的悲情桥段，本质上都是对“科举改变命运”这一现实的承认。正如《我在古代当考生》所指出的，唐人小说中常有青年男子中进士的开篇，但剧情的矛盾与高潮往往在中进士之后——因为制科才是真正授官的开始。《霍小玉传》中，小玉被遗弃时，其男友已授官郑县主簿，正走在发迹的坦途上;而《李娃传》中男方历经艰险、进士与制举双双告捷后终得幸福的模板，在当时并未成为主流。这恰恰说明，古代的“上岸”之路，从来都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一场漫长的接力赛。
陆蓓容在书中细致勾勒了明清考生的“打怪升级”之路，也解答了一系列关于科举的核心问题：考生会遭遇哪些难以想象的困难?谁会在这条路上为他们提供助力?父亲在备考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进京赶考需要耗费多少银子?若考试失败、无法“上岸”，又该何去何从?在她看来，古代中国的考生，唯有意志最坚定者，才能抵达成功的彼岸。科举制度发展至明清已趋于成熟，竞争也随之达到顶峰，考生的处境可谓难上加难。
从制度本质来看，考试选人的核心目的是选拔人才。在科举出现之前，世袭与推荐是选人用人的主要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均存在致命弊端：世袭导致阶层固化，推荐易滋生腐败。随着时代发展，上位者的需求逐渐转变，考试选人的方式在隋唐初现雏形，经宋朝的实践完善，至明清时期成为定制。这套制度直接主宰了无数男性的命运，间接影响了他们的家庭成员，甚至决定了他们的婚配对象——毕竟“科举出身”在当时是最优质的“择偶标签”。
提及中国古代文人，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名臣贤相的风采或诗词歌赋的雅致，但鲜有人知晓，大多数文人成名前都曾饱受科举的折磨，其中更有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未能迈过科举这道门槛。几十万字的四书五经需烂熟于心，考试过程更是一场身心的双重煎熬：乡试时考生需在贡院的小隔间里待上几天几夜，吃喝拉撒全在其中，空间狭小到仅能容一人躺下;仅仅是入场前的搜身，便足以让考生丧失所有尊严。更残酷的是，即便中举就能获得做官资格，但中举的难度极大，有些人动辄考数十年，而古代平均寿命仅三十岁，不少人将一辈子都耗在了科举路上，最终落得“白首为功名”的悲剧结局。
常有观点将科举与高考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底层子弟实现阶层跨越的最佳出路。这种说法虽有道理——历史上确有不少底层子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如今也有许多寒门学子凭借高考走进名校、改写人生——但二者的共同局限在于，上升渠道异常狭窄，能够成功挤过去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有很多人连参与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古代参加科举有着严苛的门槛：直系亲属不能从事贱业、不能有犯罪记录、家世必须清白、报考时不能有丧事在身、不能离开户口所在地考试，还需有人作保……这些条件直接将大量底层子弟挡在了科举门外。
更关键的是，古代能够支撑读书与科举的，绝非普通家庭所能承受。书籍在当时是奢侈品，知识大多通过家传实现垄断，“官宦人家”“书香世家”本质上就是知识垄断的代名词。一个孩子出生在贫家还是读书人家，其人生走向在出生时便已基本注定。即便抛开科举中的舞弊现象不谈，仅在学习阶段，个体之间就存在巨大差距：官宦子弟能获得针对性的教育、成熟的应试技巧与人脉资源，而寒门子弟连基本的书籍都难以获取，更遑论系统的指导。这种“拼爹”的本质，与当下并无不同，甚至在古代更为严苛——如今获取资源的渠道更为多元，体制内家庭、中产家庭、商人家庭乃至工薪阶层，都能通过不同方式为孩子提供支持;但在古代，真正能支撑孩子走科举之路的只有官宦人家，即便商人再有钱，也可能因知识垄断或家世背景而无能为力。
从历史数据来看，科举录取率在不同朝代有着明显差异：“终唐之世，可考的进士数量不及七千，录取率仅百分之一二，每次录取名额仅有二三十个;而宋代可考的进士约四万人，平均每科录取人数是唐朝的十八倍。”考的人多了，考试规则更严格了，但录取几率看似有所提升。不过对于身处不同时代的个体而言，这种趋势性的变化却直接关乎命运走向。这就像当下的高考：政策调整、科目变化、题目难易度波动，每年都有不同，但对单个考生来说，任何一点变化都可能成为命运的转折点。“投胎是门技术活”并非戏言，河南、山东、广东的考生考上985高校的难度，远比人口不断下滑的东三省高出许多，这便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我在古代当考生》中有一句精准的论断：“明清科举是制度，参与科举考试的则是人。制度确实会有空子，而且也会随着世运格局缓慢改变，但总的来说仍是不可撼动的。一代代人为了生存，都必须用肉身去撞南墙。”这与当下网友的调侃如出一辙：“一个人的努力能提高分数，一群人的努力只会提高分数线。”这种“越努力越内卷”的困局，古今皆然。
如今有很多学生，从中考到高考一路过关斩将，在残酷的应试教育中成为家长眼中的“赢家”，被认为理应“笑到最后”。但现实往往令人唏嘘：大多数这样的“赢家”内心已对学习产生极深的厌憎感，无法从知识中获取乐趣，甚至陷入巨大的内心虚无，连简单的快乐都已丢失。古代的考生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正如书中所言：“好学生赢到最后，也会发现已经没东西可赢，而且赢不能换来内心的充盈，反倒一不小心就会跌进空虚。假如你是一个考生，迟早有一天，你会不再是一个考生。从考试地狱里穿行而出的中国举子何啻数万，大多已面目模糊。真正可爱的，到底是那些把它当成一项事务担荷过去，保持清醒，不自迷狂的人。”
无论是古代对科举的执着，还是当下对考公的狂热，本质上都是对体制与权力的极度依附，而这种依附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对古人而言，走上科举之路或许意味着飞黄腾达，但过程的艰难远超想象，难怪有人笑言，古代人进入体制内最简单的方法，反倒要数引刀自宫当公公。这种看似荒诞的说法，恰恰道出了科举之路的残酷本质。
深究根源，古人对体制的执着与对权力的依附，本质上是小农社会“无路可走”的无奈选择——个体缺乏其他上升渠道，只能将所有希望寄托于科举。这个道理放到当下同样适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新兴行业层出不穷，个体可以通过读书、创业、职场打拼等多种方式改变命运，在时代风口中抓住机遇，此时人们对体制的依附性会自然降低;而当所有人都一窝蜂地涌向考公、考编，本质上是社会经济无法为大多数人提供足够的上升空间，个体缺少其他选择，“上岸”才会成为全民追捧的“显学”。
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核心现实：体制外的路越窄，体制内的路也会随之变窄。从古至今，这都是不变的规律。科举时代，随着参与人数的激增，录取率不断下滑;如今考公热中，岗位竞争比逐年攀升。当所有人都将“上岸”视为唯一归宿时，最终只会陷入“越卷越难、越难越卷”的恶性循环。或许，我们真正该反思的不是如何“上岸”，而是如何打破“唯有体制内才是归宿”的思维定式，为个体发展提供更多元的可能——这才是跨越千年“上岸”困局的根本之道。
书名：《我在古代当考生》
作者：陆蓓容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品方：浦睿文化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