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爆炸时代:我们早已不缺内容,缺的是 “值得花时间” 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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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度的上海,与一场关于 “关系” 的对话国庆后的上海反常地飘着三十度高温,梧桐叶还凝着盛夏的绿意,让人恍惚忘了季节更迭。我在青年志的办公室见到郭玉洁时,她刚结

三十度的上海,与一场关于 “关系” 的对话

国庆后的上海反常地飘着三十度高温,梧桐叶还凝着盛夏的绿意,让人恍惚忘了季节更迭。我在青年志的办公室见到郭玉洁时,她刚结束一轮新书分享,桌上还放着半杯凉透的美式 —— 三个月前我们碰面时,她正捧着第一本小说集《织风暴》的样稿,语气里藏着完成作品后的松弛。
四年前从非虚构平台《正午》离职后,郭玉洁成了全职写作者。和上海失序的天气相反,她的生活有着近乎执拗的内在秩序:上午不带手机去咖啡馆,用现金买一杯咖啡和三明治,沉在写作里;下午才回到现实世界,回复消息、处理琐事。这四年里,她写废了七八篇小说,最终只留下五篇放进《织风暴》—— 五个当代女性的故事,缠绕着不安的婚姻、模糊的童年与未竟的青春。相比非虚构前作《众声》,这本书更私人,也更自由,但文字里那份 “敏感但不自溺” 的特质始终未变,就像豆瓣热评里写的那样。这是她的写作之道,也是当年她在编辑工作中教我的:写作要简洁,眼里得有他人。
过去共事时,我总被她 “看见” 的能力打动。后来才明白,这份敏锐源自她对 “关系” 的格外在意。郭玉洁的社交方式带着点老派的固执,不喜欢隔着屏幕的电话会议,更相信面对面的温度。而 “关系”,既是《织风暴》的核心母题,也成了我们这场对话的起点。


家庭:女性最无法回避的关系场

《织风暴》里的五个故事横跨不同年代与地域,却都绕不开 “家庭” 这个关键词。当我抛出这个疑问时,郭玉洁愣了愣,随即笑说:“我倒是没刻意设计,只是对我来说,人从来都是在关系里被定义的。”
在她看来,对女性而言,最紧密、最无法回避的关系往往来自家庭。“顾湘总调侃朋友的小说里‘全是亲戚’,这其实是很多女性的生活经验。” 郭玉洁说,男性小说家常写一个人的流浪与探险,但女性经验里更多是 “与人同行” 的紧密状态 —— 就像女生上厕所要结伴,逛街要搭伴,成长始终浸在关系的褶皱里。“我写女性,就必须把她们放在关系里,不然人物就立不住。”
但她不想让人物只困在家庭的方寸之地。“比如写一对夫妻,我会让他们去旅行,在陌生的空间里经历考验。” 郭玉洁解释,不同的场景会催生出不同的试炼,就像《Jungle Fly》里的夫妻,在东南亚的丛林飞跃中,平日里被忽略的矛盾突然爆发,那些在家庭里压抑的情绪,最终在高空绳索上破了闸。
这种对关系的敏锐感知,或许和女性的成长处境息息相关。传统性别脚本里,男性被鼓励 “独当一面”,直接与社会碰撞;而女性更多时候要通过家庭理解世界。“女性的情感羁绊更复杂,考虑的角度也更多。” 郭玉洁提到波伏娃说的 “成长诱惑”—— 女性可以选择不奋斗、依赖他人,这在今天依然是很多都市女性的处境。“《Jungle Fly》里的妻子明明可以不放弃事业,却还是选了回到家庭,我不想评判这个选择,毕竟现在的职场也未必值得全力以赴。”


“大女主” 叙事的陷阱:别在独立里弄丢关系

当下流行的 “大女主” 叙事,总在强调女性要像男性一样 “独当一面”。但《织风暴》里的女性既非叱咤风云的 “大女主”,也不是依附家庭的弱者,而是在关系里反复折返、藕断丝连的普通人。
“‘大女主’叙事当然有解放意义,它打破了爱情和婚姻对女性的规训。” 郭玉洁话锋一转,“但它也可能让人陷入另一种陷阱 —— 弱肉强食的竞争逻辑,甚至变得更孤独。” 她前段时间做短片影展评委时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男性的成长故事常发生在小团体里,兄弟间的竞逐或互助让故事有了社会性;而女性的成长往往被写成孤独的内向叙事。
“这是戏剧传统的影响,但女性经验本不该这么孤立。” 郭玉洁直言,“个人化叙事” 制造了一种幻觉:你只能依靠自己。于是要么自怜,要么自强,陷入新的二元对立。“我想写的女性,是生活在家庭、社会关系交织里的人。现实中,没有谁的成长是独自完成的。”
这种对 “非孤立” 的坚持,让她格外关注上一辈女性的经验。《观音巷》里的奶奶原型是她的祖母,1949 年前出生,经历过战乱与饥饿,不识字却渴望教育,一生都在照顾家人;《敏敏的遗产》里的小姨,像极了母亲那代女性 —— 受过教育、有经济收入,却仍在新旧观念间挣扎。“中国社会变化太剧烈了,每一代女性的生命经验都截然不同。”
郭玉洁特别反感社交媒体上 “女性主义科普” 式的讨论:“把主义当成知识点背,仿佛掌握了定义就能实践。可女性主义早在五四、甚至晚清就被讨论过、实践过。” 她最近在读王政老师的《五四女性:现代中国女权主义先行者》,里面提到一位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创办《女声》杂志的前辈,为了不让自己的故事被遗忘,特意给自己立了墓碑写墓志铭。“这些被遗忘的声音,构成了另一种历史脉络。如果不了解这些经验,把‘主义’看得比人的生命还重要,其实是在否定别人的人生。”


写小说:最难的是抛弃 “我”,进入另一个灵魂

作为第一次写小说的作者,郭玉洁的叙事有着独特的质感:冲突藏在日常琐碎里,人物总在 “动态” 中袒露心迹。《Jungle Fly》里夫妻玩丛林飞跃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 —— 丈夫动作的迟疑、妻子呼吸的急促,焦虑一点点累积,最终爆发成一句 “我要你有什么用啊!”,可下一秒,妻子又不得不回到安抚关系的角色里。
“这个情节不是提前设计的,是写着写着自然冒出来的。” 郭玉洁坦言,自己不算擅长编情节的小说家,很多时候,她也不知道人物会做出什么选择。“写小说最难的,就是要抛弃‘我’,进入另一个人的世界。”《Jungle Fly》里的夫妻既不是她,也不是身边人,但她必须钻进他们的皮肤里,“每天最挣扎的就是忘掉‘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因为他们的选择和我完全不一样。”
这种对 “自我” 的剥离,也让她在叙事技巧上不断探索。她不喜欢堆砌心理活动,觉得太受西方小说影响,“中国人哪有那么多坐下来分析自己的时刻?” 但她也不认同完全藏起内心,于是找到了一种平衡:让动作成为内心的延伸。“王安忆给了我很大启发,她写人物心里的想法,更像是‘行动式’的,不是分析式的。” 郭玉洁举例,比如写一句 “如果我是他,我肯定做得更好”,这既是心理活动,也是一种内在的行动,“人物在动,心里也在动,这样才真实。”
她对情节的处理也透着克制。不喜欢用暴力、谋杀、性这些 “强戏剧” 手段,觉得那是在操控读者情绪。“生活里的戏剧性藏在微小的细节里。” 她记得有人举过一个例子:老太太的牙线卡在牙缝里,拼命想拿出来的焦虑感,本身就是悬念。“我要做的,就是看见这些日常背后的秘密。”

从非虚构到虚构:最难的是 “凭空造世界”


从资深非虚构编辑转型全职写小说,郭玉洁坦言最大的难点是 “打破惯性”。“非虚构写作永远盯着事实,采访对象说什么、现场是什么样,都要忠实记录、还原逻辑。但小说是凭空造一个世界,没有事实可依。”
刚开始写作时,她总被 “合理性” 困住:“现实里的人会这么说吗?这么做符合逻辑吗?” 那种非虚构训练出的 “验证欲” 太强,让她频频卡壳。直到后来她才想通:“小说的真实不是现实的复刻,是情感的真实。”
但非虚构的训练也给了她珍贵的馈赠。早年在杂志工作时,版面有限、字数固定,一个版只有 1500 字,逼得她必须简洁,删掉所有冗余。“现在写小说,我还是会习惯性问自己:这句话能不能删?这个情节有没有必要?” 这种 “自我编辑” 的能力,让她的文字始终保持着干净利落的节奏。
她也会刻意平衡长短句的节奏,“光写短句会显得急促,光写长句又会拖沓。” 偶尔,她也会被萨拉马戈、福克纳的实验性叙事吸引,“他们的长句不分段、不加标点,那种语言的张力很迷人,以后或许会在合适的故事里尝试。”
写作的过程远比外人看到的艰难。写《观音巷》时,因为之前已经废了很多篇,她每天去图书馆,坐下先写日记自我怀疑:“我真是没有才华。” 那种挫败感几乎要把人压垮。“但当你突然发现‘这个小说成立了’,每写一段都特别满足。” 郭玉洁说,这种快乐是任何事都替代不了的,“每个字都要反复推敲,你看到的一气呵成,背后全是修改的痕迹。”


AI 冲击下:真正的危机是 “认真写作的人变少了”

ChatGPT 出现时,郭玉洁的小说集刚写了一半。“当时真的慌了,大家都在说 AI 能模仿任何作家的风格,我甚至想:我还有必要写吗?” 直到读了特德・姜的文章,她才豁然开朗。“特德・姜说 AI 是‘压缩式的互联网’,它不可能真正创造艺术。创作不是先有想法再执行,而是在一次次选词造句里,创意才慢慢浮现。”
想通之后,她反而更坚定了:“问题不在 AI,在我自己。不管有没有 AI,我能不能把故事写好,才是关键。” 在她看来,写作的核心是 “选择”—— 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作家的判断。“AI 能帮你从一百字扩到一万字,但它替你放弃了上万个可能性。”
她至今没下载任何 AI 写作工具,唯一的接触是做 PPT 时的自动排版功能。“我特别不擅长做 PPT,这个功能确实好用,但我也意识到,这是‘狗屁工作’。” 郭玉洁直言,AI 天生适合这类 “刚及格” 的产出:报告、PPT、模板化的文章。“可我们的生活里,本来就不该有这么多泛滥的文字。”
这种文字泛滥的根源,在她看来和互联网的普及息息相关。“以前纸张有限、版面有限,写每个字都要斟酌。现在文字不值钱了,随手就能发,没人愿意修改打磨。” 她想起在《正午》时收到的投稿,很多上万字的稿子完全没有删改,“这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被训练要对文字负责。”
她担心的不是 AI 取代作家,而是 “认真写作的人会越来越少”。“AI 能模仿技巧,但模仿不了真挚的情感。创作需要动力和经验,你有没有话要讲,读者能感受到。” 郭玉洁说,人类永远需要故事,只要人存在,叙事就不会消失。“但如果大家都依赖 AI,放弃了写作的训练,放弃了对文字的敬畏,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她提到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本雅明预言现代性会让 “讲故事的艺术” 消失,但唐诺不同意,认为现代小说拓展了叙事的可能性。“可互联网带来的断裂,比印刷术剧烈多了。” 郭玉洁感慨,现在很多人识字却不再阅读,视频、播客成了主要的信息载体,“阅读文字需要投入注意力,太费力了。”
但她依然抱有期待。“世界还是生活在故事里的,你不讲,总会有人讲。” 郭玉洁说,对那些依然在意世界的人来说,学会讲故事是一种责任 —— 不仅要懂技巧,更要能讲出新的故事,“在这个孤独的时代,故事是连接人与人的重要纽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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