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闲谈里的 “创业梦”
车间的白炽灯还没熄灭,我踩着凌晨的影子钻进学生宿舍。空气里飘着廉价洗衣粉的味道,几个二十岁上下的男生正围坐在下铺,手机屏幕的光映着年轻却急切的脸。“厂子里那点死工资,够干什么?流水线谁不能干?” 上铺的男生突然翻身跳下,运动鞋砸在地板上发出闷响,“我要自己创业,赚大钱!”我指尖的笔顿了顿,失望像潮水漫上来。作为他们的班主任,我本能地想纠正这股 “跑偏” 的劲头:“第一年在流水线,第二年就得往上走啊!考技能证、转技术岗,得有长远规划……” 话没说完,就被此起彼伏的摇头打断。
“老师,我爸妈在青海摘枸杞呢,暑假我也去。”“我爸年年去新疆摘棉花,哪儿赚钱往哪儿跑。”“我妈送外卖,我爸当保安,他俩这辈子都是打零工。”
学生们的点头像重锤,砸得我哑口无言。翻开学籍档案,密密麻麻的职业栏里,流水线操作工、外卖员、水果摊贩、季节性采摘工…… 这些不稳定的生计,构成了他们原生家庭的底色。他们是东西协作帮扶政策送来的孩子,从西北戈壁到东南工厂,初衷本是阻断这种 “零工生态” 的代际传递。可那天晚上,我苦口婆心输出的 “正确择业观”,在他们眼里或许只是另一种 “站着说话不腰疼”。
回到办公室,月光透过百叶窗斜切进来。我突然想起自己二十岁时,不也一样拒绝安稳?只不过他们的 “不安分” 是为了赚钱,我的是为了所谓理想。殊途同归的背后,是他们从未被植入 “稳定” 概念的成长轨迹 —— 在生存面前,长远规划太奢侈了。我那些掏心掏肺的经验之谈,大概率会像车间的风,吹过就散。可我还是忍不住盼着,他们读了三年技校,别到头来还和父辈一样,在最底层的岗位上辗转。

送厂那天的行囊与忐忑
2021 年夏,蝉鸣聒噪得让人烦躁。工厂的小巴车停在宿舍楼下,绿色的车身像块突兀的补丁,映着学生们鼓鼓囊囊的行李包。我站在五楼走廊,一遍遍催促:“动作快点!先把实习熬完,拿到毕业证再说!”王小军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班费账本还摊在桌角 —— 这个老实巴交的生活委员,每次收支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仰头看着我,眼里有困惑,更多的是信任:“老师,我知道了。”
卢俊则像只脱缰的野马,背着收拾好的行李在宿舍间乱窜。这个爱说爱笑的男生,体育课偷摘芒果,下雨天扛走食堂的遮阳伞,却从来不会撒谎。“老师放心!” 他嬉皮笑脸地拍我的肩膀,语气里满是漫不经心,像要去的不是工厂,而是游乐场。
生管老师握着收回的宿舍钥匙,叹了口气:“这些孩子一走,心里空落落的。” 我没接话,望着小巴车驶离的方向,心里五味杂陈。技校的最后一年实习,官方文件里写得明明白白:“深入企业一线,学真技能,促就业”。我们见过太多成功案例 —— 没有大学学历的优秀校友,凭着过硬技术成为行业骨干,买车买房,彻底改变命运。可那天清晨,我看着满车的年轻面庞,忽然生出一丝不确定:这些 “纸面上的理想”,真能照进流水线的现实吗?
流水线的十二小时与挣扎
电子厂的车间永远恒温,绿色环氧地坪反射着白炽灯的冷光。穿着蓝、黄、粉色防尘服的工人,像机器上的零件,固定在长长的流水线前。插件、打螺丝、切板、压板…… 重复的动作从早到晚,十二小时不停歇。“老师,屁股坐得生疼,眼泪流下来都没手擦。” 隔壁班女生的电话里,带着压抑的哭腔。头两个月,我的手机成了 “投诉热线”—— 学生抱怨工作太累,工厂投诉学生太懒。我夹在中间,像被两头拉扯的橡皮筋。
运国是第一个来找我的。“工厂太苛刻了,生病都不让请假!” 他梗着脖子,一脸愤愤不平。我太了解他了,这个曾经的副班长,因为宽于待己、严于待人被同学罢免,总爱耍些小聪明。后来我才知道,所谓 “不让请假”,只是要求提供县级以上医院证明。他的父亲在家长群里抱怨时,立刻有家长反驳:“孩子上班是吃苦,不是享福!我早上六点送外卖,现在十点还没下班,不干活怎么赚钱?” 那位父亲我见过,在殡仪馆做杂活,眼神精明得和运国如出一辙。
小龙的求助电话来得更急切。“老师,我感冒头痛,实在撑不住了,工段长还让我加班。” 电话里的鼻音重得像堵了棉花。我辗转联系上企业人事,得到的答复却是:“他的岗位没人能替,感冒不严重,能坚持。” 我把这话转述给小龙,他沉默了很久,低声说:“什么技术岗,阿姨都能干。大不了记旷工。”
那天小龙最终没旷工,但 “自离” 的例子还是接二连三地出现。运国走了,理由是 “气不过老工人玩手机,只让实习生干活”。小杰留下了,这个优秀学生干部,作为实习生负责人,被车间评价为 “可胜任高难度岗位,往技术岗走”。可我每次去看他,他都还坐在流水线前压件,从早八到晚九,从未真正接触过技术。我一次次跟厂里提,对方总是欣然应允,却从未兑现。
闲置的母婴室与尖锐的质疑
10 月,我去另一家电子厂探望转岗的学生。人事经理热情地领着我和一位妇联干部,参观厂里的 “配套设施”—— 棋牌室、休闲吧、母婴室。一扇扇门被推开,亮锃锃的设施暴露在眼前,母婴室的纸巾码得整整齐齐,封口都没拆开。可这些宽敞明亮的房间,像被遗忘的角落,与车间的喧嚣格格不入。小轩和同学从车间出来,工装袖口还沾着灰尘。“你们平时来这儿吗?” 我指着棋牌室问。他们摇头,脸上毫无好奇:“一天十二小时班,累得只想刷手机,哪有时间?” 他们每天都要经过这些房间,却从未想过推门进去。那些被当作 “企业福利” 的设施,对流水线工人而言,不过是形同虚设的装饰。
家长群里的质疑来得猝不及防。“读技校出来还不是进厂打螺丝,不上学也能去!” 一位家长的发言像颗炸弹,瞬间引爆群聊,甚至有人暗指学校和老师 “收钱卖学生”。我气得手抖,却又无从反驳 —— 是啊,如果最终的归宿还是流水线,那这三年技校,到底意义何在?
夜深人静时,我总想起学生们在宿舍里谈论 “创业” 的模样,想起他们在流水线上疲惫的眼神,想起家长群里那些尖锐的质问。技能改变命运的口号,在十二小时的重复劳动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我依然不知道,这条技术工人的成才之路,对这些孩子来说,命中率究竟有多高。但我始终记得,王小军认真记账的样子,小杰默默坚持的身影,卢俊嬉皮笑脸下的真诚。或许,成长本就是一场 “不撞南墙不回头” 的修行,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在他们碰壁时,递上一双搀扶的手。

《南方技校的少年》
未读·纪实
作者:袁洁
本文摘自未读·纪实图书《南方技校的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