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线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以百年、千年的历史尺度审视文明存续、国家发展与社会繁荣的根本命题。然而在现实语境中，选民对短期政治回报的渴求、股民对即时经济收益的追逐，往往让长线理念的落地陷入困境。破解这一困局，不仅需要唤醒公众的长线意识，更关键在于将长线维度系统性嵌入社会契约的核心框架，以及企业领导人、公共决策者的绩效考核体系，构建起支撑长线发展的制度闭环。
当我们以长线思维回溯人类文明的演进轨迹，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无疑是重要的历史坐标。这一时期，希腊、希伯来、印度、中国四大文明独立崛起，分别以理性、神性、空性、心性构建起人类精神的基石，完成了对生死命题的终极追问与超越性突破，其影响绵延至今。其中，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融合而成的“两希文明”，更是通过两场颠覆性的“解放运动”，撬动了现代化进程，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核心形态，成为长线文明演进的典型样本。
第一场解放，是人类从“教权桎梏”中挣脱。14世纪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明为旗帜，将价值重心从“神”拉回“人”，确立了人的尊严与价值，为世俗生活与个体自由正名。这场思想解放不仅催生了艺术的繁荣，更孕育了理性主义的萌芽，为现代科学与教育的兴起铺路。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掀起宗教改革浪潮，打破了天主教会的垄断性权威，催生了新教伦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的“天职观念”将世俗奋斗升华为精神追求，为资本主义发展注入了核心动力。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立了宗教自由与国家主权原则，现代民族国家与国际法秩序初步成型，人类彻底摆脱了教权对社会发展的束缚。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中，科学革命与宗教改革相互激荡，哥白尼、伽利略的科学探索与牛顿、笛卡尔的理性建构，共同为启蒙运动埋下了伏笔，推动人类社会向理性化方向迈进。
第二场解放，是人类从“王权专制”中突围。希伯来文明中的“托拉法度”早已蕴含“律法之治”的基因——神为至高立法者，君王需受律法约束，祭司与先知的监督更形成了对王权的体制性制衡，为“有限君权”理念提供了思想雏形。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首次以法律形式限制封建君主的绝对权力，确立“王在法下”原则，开启了从“臣民”到“公民”的历史性转型。此后，启蒙思想家接续发力：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分权思想，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完善“三权分立”理论，为权力制衡与平稳交接提供了制度设计。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与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的问世，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启蒙价值固化为制度原则，最终构建起现代社会的核心框架。
两希文明通过这两场解放，催生了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双重突破：现代化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飞跃、现代教育的普及、市场经济制度的成熟与国家治理模式的革新，让人类物质生活水平实现质的提升;现代性则确立了自由、理性、平等、法治等核心价值，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与想象力，构建起全新的社会文化秩序。两者相辅相成，推动两希文明在过去500年间逐步成为世界主流文明，这正是长线思维指导下文明自我革新、持续演进的生动例证。
进入全球大变局时代，科技奇点临近与全球性挑战交织叠加，更需要以长线思维重构发展逻辑。一方面，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的突破正重塑人类社会形态;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逆全球化思潮等问题，对人类文明的存续构成严峻挑战。应对这些复杂议题，亟需新一轮思想启蒙，而中华文明有望贡献独特智慧。面对可持续发展难题，“天人合一”理念超越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兼顾代际公平，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全新价值坐标;面对文明多样性冲突，“和而不同”理念主张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为全球治理方案的多元探索提供了沟通准则。加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全球合作的倡导，中华文明正以其历久弥新的智慧，为新一轮启蒙注入东方力量。
从文明演进延伸至国家发展，长线思维的核心价值更体现在“体制韧性”的构建上。工业革命前，人类社会长期深陷“马尔萨斯陷阱”，人均收入停滞不前;1800年前后工业革命爆发，打破了这种超稳定状态，经济增速与社会变革节奏大幅加快。
在这一进程中，诸多国家经历了“崛起—衰落”的沉浮：阿根廷曾跻身全球前十发达经济体，1912年人均GDP排名世界第9，如今却深陷中等收入陷阱，2024年人均GDP排名跌至第89位，贫困率高达38.1%;日本在20世纪50—90年代创造了40年经济腾飞奇迹，1995年GDP达到美国的72.6%，却因未能把握信息技术革命机遇，陷入“失去的三十年”，2024年GDP仅为美国的13.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先后把握住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技术时代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成为全球重大变革的持续受益者。托克维尔曾评价美国“伟大之处在于自我修复、自我纠错的能力”，这种涵盖系统开放性、包容性、试错性与纠错性的“体制韧性”，正是其长盛不衰的核心密码。尽管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推出的一系列新政对美国宪政体制构成冲击，但其体制韧性能否经受住考验，仍需长线观察。
在关于国家竞争力的研究中，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规律”、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各有侧重，而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提出的“包容性制度优于榨取性制度”的观点，虽具启发性却存在争议。以美国与“大欧盟”(欧盟+英国+瑞士)为例，大欧盟在收入公平、社会福利等包容性指标上表现突出，美国难以企及，但2007年以来美国的经济活力与增长速度却显著领先。这一现象表明，“体制韧性”作为一个更具动态性、长期性的分析维度，或许更能解释国家竞争力的核心逻辑——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变局中，能否预见、把握并驾驭重大变革机遇，才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
回望中国发展历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离不开长线主义的实践探索。从1953年“一五”计划到即将实施的“十五五”规划，中国通过中长期规划体系，将发展目标锚定长期价值，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稳定支撑。面向未来，中国更需以长线思维为引领，将“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传统智慧与现代发展理念相结合，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治理革新、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议题上，贡献更多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推动人类文明向更具包容性、可持续性的方向演进。
长线主义的落实绝非一蹴而就，它既需要个体层面的思维觉醒，更需要制度层面的系统保障。从两希文明的演进历程到各国发展的兴衰沉浮，历史已然证明：唯有以长线视野审视发展，以体制韧性抵御风险，以开放包容拥抱变革，才能在文明存续的长河中站稳脚跟，在国家竞争的格局中赢得主动。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弘扬长线思维、践行长线主义，更是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人类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作者：项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