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erisk magazine上一篇题为《中国科技正典》的文章，其选题灵感源自此前硅谷语境下的《硅谷正典》。最妙的是其独特的传播坐标：一位中国作者，在美国杂志发声，面向美国读者解答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科技精英的思想养分源自何处，他们的精神脉络又如何铺展。这个选题的精妙之处，恰恰在于它戳中了两个认知盲区：对美国人而言，这是填补中国科技认知空白的尝试;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人人自以为通晓”却实则从未被真正审视的命题——多数人想当然地将中国科技精英视作硅谷的“分支”，这种惯性认知让该主题的深度挖掘变得格外艰难。
需先厘清一个前提：作为面向美国读者的文本，这篇文章的部分观点或许存在可商榷之处，但我们无需纠结于此。一方面，这是作者基于传播目标的职业履职，未必带有明确立场;另一方面，立场本身是思想表达的自由，不应成为评判文本价值的首要标准。而这篇文章最核心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他者视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在硅谷逐渐开始质疑“美国例外论”、对中国科技既好奇又忌惮的当下，西方世界是如何试图解读我们的。
作者在文中直言：“硅谷及其西方知识装置长期充当系统化思想生产的中心，以压倒性的力量单向输出理念。相比之下，中国的技术方法论、框架，甚至梗与迷因，并未以同等的规模或深度传向西方。”这一判断精准点出了中西科技思想传播的失衡，但文章的缺憾也同样明显：选题极具价值，论点覆盖全面，却存在准确性不足、论据支撑薄弱的问题，整体更像一部论著的提纲而非完整的论证文本。这种缺憾并非单纯源于篇幅限制，更深层的是结构与认知路径的偏差。
文章的论证始于“破题”：向美国读者强调，理解中国科技的思想根基，是读懂中国科技崛起的关键。其背景是硅谷对中国科技的复杂心态——从最初的忽视到如今的好奇，甚至夹杂着嫉妒。但作者未能进一步追问：硅谷对中国的“无知”，究竟指向何处?是不了解中国科技精英的书单，还是不清楚他们的技术实力，抑或是未能触及他们深层的思想观念?事实上，中国信息科技产业确有过“模仿起步”的阶段，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硅谷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忌惮，根源恰恰是对这种“模仿”背后思想逻辑的误读——他们将这种学习简化为“抄袭”，却未看到其背后的本土化改造与实用主义逻辑。
书单解读是文章的核心章节之一。作者罗列了十年前中国科技圈流行的商业著作，从乔布斯、彼得·蒂尔、马斯克，到瑞·达利欧、凯文·凯利，几乎清一色是硅谷或西方商业精英的作品。字里行间满是尖锐批评：一是中国商业思想对硅谷的全面借鉴，原创性不足;二是中国人习惯将书籍“产品化”，尤其讽刺了《信息简史》这类动辄附上四五篇序言的现象，暗指中国商人借此在品牌潮流中“凑热闹”。
但作者只看到了表象，却未深究背后的本质。这种对西方商业著作的追捧，实质是一种“先进文明授权”的心理诉求。在市场化初期的全球化语境下，“言必称硅谷”、标榜自己读懂硅谷思想，成为科技从业者证明自身掌握先进生产力的标签，进而获取市场认可。这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特殊红利：只要市场化程度足够，便可以直接“抄答案”，无需深究解题思路。中国对硅谷的学习链条，确实呈现出“结果导向”的特征，一切都围绕“商业成功”展开。但由此将中国科技精英定义为“硅谷的延伸”或“通盘的抄袭者”，则陷入了认知误区——他们忽略了，中国科技从业者从未盲目接纳所有思想，而是始终以“为我所用”为筛选标准。就像约翰·多尔与彼得·蒂尔的著作同样流行，但极少有中国从业者会关注二人政治主张的差异，他们真正吸纳的，只是其中可转化为商业实践的方法论。
文章对凯文·凯利的追捧现象的解读，也存在类似的局限。作者认为，凯文·凯利将科技视为自主力量的观点，恰好契合中国自主创新的话语体系，因此受到追捧。这一观察不无道理，但仍未触及核心：某种思想之所以能被广泛接受，本质是它能回应特定阶段的现实需求。凯文·凯利的思想之所以能风靡，是因为它为中国科技产业从“模仿”走向“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撑，而非单纯的话语契合。
文章后续将毛主义、邓小平理论、儒法道传统，乃至刘慈欣与金庸纳入中国科技精英的思想资源，这一拓展看似全面，实则偏离了核心议题。这些思想资源确实深刻影响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底色，但将其直接等同于科技精英群体的专属思想脉络，未免过于笼统。在实操层面，中国商人对这些传统思想与硅谷思想的处理方式并无二致——均以实用主义为核心进行筛选与改造。若说中国企业家信奉儒家思想，却鲜有企业真正构建起家族血缘式的共同体;所谓“老板称员工为兄弟”，更多是职场话术而非文化践行。倒是“儒表法里”的说法尚有几分道理，但这种特质并非源于观念认同，而是制度环境与商业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点文章并未提及。
金庸武侠所代表的“江湖”文化，同样被误读。“江湖”在中国文化中，本是远离庙堂的民间权力结构，承载着政府职能之外的社会治理功能。但在当下高度规范化、与政策导向紧密关联的科技行业，再谈论这种“庙堂之外”的民间属性，显然脱离了现实语境。作者试图用西方熟悉的“正典”框架，套取中国科技精英的思想体系，却忽略了一个核心事实：“硅谷正典”的存在，建立在其独特的创业生态与思想传承之上，而将这种框架直接移植到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这恰恰是硅谷解读中国科技精英的最大困境：若始终以自身为参照系，用“硅谷正典”的逻辑去解构中国科技的思想脉络，最终只会陷入更深的认知迷雾，甚至因误解而产生更多恐惧。但我们无需因此感到骄傲——硅谷的“看不懂”，恰恰折射出中国科技精英群体的深层问题：他们中的许多人缺乏稳固的思想根基，如同在浪潮中漂泊的浮萍。浪头平缓时尚可借势崛起，一旦浪潮退去或遭遇风暴，便极易失去方向。这种“无根性”，让整个群体的“保质期”普遍短暂。
上周与同事闲聊时，我曾表达过对曹毅、曹曦两位同辈精英的失望。作为行业内的拔尖者，二人近期纷纷推出新基金，但他们的思考与表达，却未能展现出超越前人的思想深度，核心问题便在于“无根”。作为同龄人，我曾坚信，当80后成为行业中坚时，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些真正的改变。但从曹毅、曹曦身上，我并未看到这种可能性。他们从红杉这样的顶尖机构走出，试图再造两个“小Neil”，本质上仍是在复制前人的“成功模板”。我无意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正如我在《中国风险投资史》中所写的：行业内的年轻人，最初以熊晓鸽、沈南鹏、张磊为榜样，后来转而效仿曹毅、曹曦。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新一代从业者脱颖而出，难道仅仅是为了成为老一辈的“子集”吗?这种“无根”的复制与传承，或许才是中国科技精英群体最该警惕的危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投中网，作者：董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