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新周刊》以《她世纪》宣告一个时代的想象：新世纪的女性“什么都要，家庭的幸福也要，事业的成就也要”。彼时的论调，实则暗藏着社会对女性的隐性规训——仿佛女性的“有所作为”，必须在预设的框架内完成平衡的难题。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当“你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的追问仍在耳边回响，我们早已不必困于“他人如何看待女性”的命题，转而聚焦于更本质的核心：女性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
这一认知的转变，源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曾经，影视剧塑造的“大女主”是大众追捧的理想样本：《三十而已》中的顾佳能打理好家庭也能反击不公，《都挺好》中的苏明玉能挣脱重男轻女的枷锁成为行业精英。这些角色带着“金手指”般的光环，为女性勾勒出看似完美的成功路径。但现实从非戏剧化的坦途，当虚幻的滤镜褪去，女性开始用反问打破桎梏：为何女性的价值必须与“美”绑定?养育子女为何天然被视作母亲的专属责任?被贴上“情绪化”“爱消费”标签的背后，又有多少人看见女性为家庭的默默付出?
（图/《三十而已》）
觉醒的核心，是女性对“话语权”的争夺——用自己的话语讲述自己的故事，用自己的视角定义自己的价值。2000年，美国方言协会将“她”评选为“千禧年之词”，击败了“科学”这一重量级选项，这本身就预示着女性力量在话语体系中的崛起。但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里，英文语境中涌现的“girlboss”“hot girl summer”等热词，仍未摆脱对女性的刻板归类。直到女性主动打破这种被动局面：创造“persisterhood”凝聚反性别歧视的女性力量，用“mansplaining”(中文语境中的“爹味”)反击男性中心主义的说教，这些词汇的诞生，本质上是女性对话语定义权的夺回。
话语的力量，更体现在表达的权利与被倾听的可能。如今在电影映后交流等公共场合，越来越多的女导演不再隐忍，会主动打断占用过多时间的发言者，坚定地传递自己的观点。这种“不妥协”的背后，是对“女性表达被忽视”的历史惯性的反抗。作家淡豹曾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萧红之前竟无人书写女性生产的具体痛苦——当女性的经验长期被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世界的全貌便注定是残缺的。
从更广阔的维度来看，女性对叙事权的追求，早已超越了个体表达的层面。湖南江永的“女书”，这种呈长菱形、笔画如竹叶的文字，最初因维护女性利益而生，成为女性内部情感交流的密码，如今更被年轻人以周边创作等方式传承，让这份非遗文化焕发新生;语言学家苏齐特·黑登·埃尔金在科幻小说《母语》中创造的女性专属语言“拉丹语”，虽未在现实中广泛传播，却寄托了女性对专属话语体系的想象。这些尝试都在证明，不受阻碍的表达从来都不只是“说话的权利”，更是参与规则制定、提出意见、开展讨论的基础，是女性实现社会参与的前提。
湖南江永女书博物馆。（图/网络）
然而，话语权利的争夺只是第一步，女性要真正站上平等的舞台，仍需突破结构性困境的桎梏。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女性虽已占据全球劳动力的41.2%，但在高级领导职位中仅占28.8%;联合国相关报告更揭示了严峻的现实：2024年适龄女性就业率为46.4%，远低于男性的69.5%，全球性别薪酬差距仍维持在20%左右。即便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女性展现出独特优势——非洲跨境电商平台Jumia上，肯尼亚和尼日利亚的女性卖家占比达50%，阿里巴巴调研显示女性主导企业的客户服务评分更高，但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贸易者仍常被排斥在政策磋商之外，无偿家务劳动更占用了她们大量可支配时间，成为职业发展的“隐形枷锁”。
政治领域的进步同样伴随着挑战。2001年《她世纪》发行时，全球由女性担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国家仅8个，而2025年年中这一数字已增至27位;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法律，也从1995年的12个国家扩展到如今193个国家的1583项相关立法。但这些进步背后，仍潜藏着“玻璃悬崖”的风险——女性往往在政治或经济危机时期被推上高级职位，这类职位伴随更高的失败风险，极易加剧公众对女性领导群体的刻板印象。墨西哥首位女总统克劳迪娅·辛鲍姆的遭遇便是例证：她上任后立即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反女性暴力等改革，却在首都街头遭醉酒男子猥亵，而这一事件也暴露了即便身居高位，女性仍难逃性别暴力的威胁。
在结构性困境尚未完全瓦解的当下，女性正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推动着社会向更友好的方向转变。《她世纪》中曾提及“妇产科女医生成为抢手货”，如今这一趋势已蔓延至各行各业：理发找“女Tony”、买车找女销售、装修找女设计师……女性消费者用实际选择提升女性从业者的能见度，对抗职场中的隐性性别歧视。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并非源于性别偏好，而是女性从业者往往能提供更细致的需求觉察和更充沛的情绪价值——这也恰恰说明，当性别不再成为评判标准时，专业能力与服务质量才是核心竞争力。
这种转变，也对“她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今市场上不乏借“女性友好”之名的营销噱头：给汽车刷上粉色车漆便宣称“女性专属”，设计女装时只注重身材线条却忽略口袋这一基本需求，推出“带芯片”的噱头产品却解决不了卫生巾贴合度等实际问题。更值得警惕的是，药品剂量、汽车安全系统、灶台高度等诸多公共标准，至今仍以男性的身材和身体指标为基准，完全忽视了女性的生理差异。这些现象都在证明，真正的“女性友好”，不是对女性的刻板想象，而是深入洞察女性的真实需求，让女性的视角融入产品设计与标准制定的全过程。正如《2025性别现状报告》所强调的，投资于妇女和女童产业及相关从业者，是避免进步成果付诸东流的关键。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城市职业女性的生活改善，不能掩盖全球女性处境的严峻性。2024年，全球有6.76亿妇女和女童生活在致命冲突威胁下，女性贫困率近五年徘徊在10%左右，1.193亿名女孩辍学，39%的年轻女性未能完成高中教育。世界经济论坛测算，即便全球性别差距已缩小至68.8%，要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仍需123年。但希望从未消失，缩小性别差距带来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显而易见：《2025性别现状报告》估算，若能缩小两性上网率5%的差距，到2030年可帮助3000万人脱贫，为全球经济增加1.5万亿美元。
从《北京+30行动纲领》到联合国妇女署确定的六大优先领域，从女性对自身故事的书写到对公共标准的参与，我们正在一步步迈向更平等的未来。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我们看待女性的方式，早已从“评判者”转变为“支持者”;而女性自身，也从“被定义者”成长为“定义者”。当“女本位”的视角成为共识——不执着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聚焦于自身生命体验与主体价值的探索，当每个人都主动摒弃性别偏见，那份被期待已久的、能让两性都受益的“她世纪”，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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