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执念:我们正在给下一代铺怎样的未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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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这句在年轻人中流传的戏谑之语,在我外甥的大学生活里,成了确凿无疑的人生指南。今年初秋送他入学,返程时他特意发来老师的开学寄语,最核心的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这句在年轻人中流传的戏谑之语,在我外甥的大学生活里,成了确凿无疑的人生指南。今年初秋送他入学,返程时他特意发来老师的开学寄语,最核心的一句被他标了重点:“咱们专业的毕业生,基本都能拿到编制。”电话那头,家里的长辈们瞬间卸下了所有忐忑,报志愿时的笃定终于得到了“官方认证”,笑容里满是“这下彻底踏实了”的安稳。

  几周后家庭聚餐,已显露出成年人沉稳的外甥,聊起同窗们的未来规划时,语气里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笃定。他们专业最对口的单位是北京各市属公园,班里同学早已按地理位置“瓜分”好了目标,谁瞄准颐和园,谁锁定天坛,都有了初步的盘算。外甥的想法很务实,只求能进离家最近的公园,图个通勤方便。可即便是这样看似普通的目标,也藏着极高的门槛——为了顺利入编,他必须拼尽全力考取同济或清华的研究生,这是行业内不成文的硬性要求。

  班里唯一的“例外”,是一位父亲在公交系统任领导的同学。据外甥说,那位同学无需为考研焦虑,只要能顺利毕业,就能通过家庭关系进入公交系统获得编制。这种“隐性世袭”的便利,让我想起了当下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现象:一些尚在岗位的父母,正绞尽脑汁用隐蔽的方式,为子女铺设进入体制的通道,无意间打造出一种新的阶层壁垒 。看着外甥认真规划考编路径的模样,我的思绪突然飘回了2007年,那是他出生的年份。

  就在外甥出生后不久,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彼时官媒解读这部法律的意义,反复提及“仓廪实而知礼节”“有恒产者有恒心” 。作为70后,我们对这样的表述有着天然的共鸣,毕竟我们是背诵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长大的一代,亲眼见证了国家搞活市场的决心与实践,也坚信经济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那时的北京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工地,全城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加紧建设;那时的海归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一口流利的英文就是体面工作的通行证;那时的人们相信,只要敢闯敢拼,凭借自己的双手就能积累财富,私有财产会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未来有无限可能 。

  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社会的主流信念已然天翻地覆。人类是唯一会为自己编织故事的动物,我们身处的社会现实,本质上是由大多数人共同相信的故事塑造的。货币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我们普遍认可它的流通属性;传统之所以能延续,是因为我们集体坚守它的文化意义 。同样,“编制”之所以能成为年轻人追捧的终极目标,也源于当下社会对“稳定”的集体渴求。在就业市场波动剧烈,互联网等行业岗位供给锐减,35岁危机如利剑悬顶的当下 ,编制所代表的“旱涝保收”的确定性,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

  这种对编制的狂热,让我不由得想起上一个“宇宙尽头是编制”的年代——20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每天听着起床号醒来,看着战士们无论严冬酷暑都坚持跑操训练,一直觉得当兵是件苦差事。可每年老家的亲戚来北京,总会想方设法为难爸爸,希望他能找门路,在招兵时把自家孩子带出来。那时我年纪小,只觉得老家的人脸色黝黑、皱纹深刻,显得比大院里的人苍老许多,却不明白他们为何要如此执着于当兵。后来才懂得,在那个机会匮乏的年代,当兵意味着有机会考学提干,意味着能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获得一份稳定的“铁饭碗”。

  在那个年代,“干部”是一个带有明显阶层属性的词汇。我上小学时,班里同学很自然地按父母出身分为两类:一类是军人干部子女,另一类是大院附属单位的工人子女。有一次去同学家玩,她在维修队工作的父亲感慨:“王干事人真好,见了我们从来没架子。”这句话让我恍然大悟,原来在默认的社会认知里,爸爸这样的干部本是“该有架子”的。这种阶层差异,在婚恋市场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爸妈为干部叔叔介绍对象,优先考虑的是门诊部护士、小学老师这类有编制的人;若是介绍工人,则必须是拥有北京户口的本地人。编制和户口,如同两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划分出了不同的人等。

  那个全民求编制的年代,在我心里刻下的最深印记,是阶层的差异、权力的价值,以及编制之外的生存困境。那时的人们之所以拼命挤入体制,是因为编制之外几乎没有稳定的就业机会,普通人很难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体面的生活 。而干部们的“架子”,某种程度上也源于他们为迈入这个特殊阶层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毕竟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努力本身就是最高的门槛。

  如今,“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再次成为流行语,上海海关学院部分专业的录取分数甚至超过了清华 ,这背后是年轻人对现状的态度,更是对未来的集体塑造。只是与四十年前相比,如今的“编制热”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四十年前,能考入大学的都是全国最精英的人群,天然具备成为国家干部的资格,他们无需为编制放弃爱好,因为编制只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众多路径之一 。而今天,为了获得一份稳定的编制,许多年轻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转投那些看似枯燥却有保障的领域 。

  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些年轻人为编制付出的心理成本,在漫长的人生中该如何疗愈和弥补?他们渴望通过编制获得怎样的物质待遇与情绪价值?当最优秀的年轻人都争相重回升官取仕的路径,又会如何影响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 社会现实从来都是人为设计的产物,有些设计是平等的,比如交通法规,能为所有人的出行提供保障;有些设计则带有不平等的属性,比如阶层划分,会让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 。

  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默许甚至支持这种不平等的设计,要么是相信自己有机会挤入获利的群体,要么是觉得无能为力而选择随波逐流 。可我们必须明白,任何一种社会现实的延续,都源于大多数人的支持与服从。如果你选择相信并服从这种设计,它就会不断强化;只有当你选择不相信,并努力去改变,未来才有可能出现新的可能 。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敢闯敢拼,到如今的集体求稳,编制的轮回背后,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也是一代人的生存智慧。只是,当“编制”成为年轻人的终极追求,当所有人都涌向同一条赛道,我们的社会会失去哪些创新的活力?再一次集体相信“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又会把我们带向何方?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深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散人懂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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