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 “鸽子笼”:香港劏房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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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港的璀璨灯火与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之外,香港还存在着另一个被阳光遗忘的世界 —— 数十万人蜷缩在不足几平米的劏房里,在闷热、拥挤与黑暗中挣扎求生。这
在维多利亚港的璀璨灯火与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之外,香港还存在着另一个被阳光遗忘的世界 —— 数十万人蜷缩在不足几平米的劏房里,在闷热、拥挤与黑暗中挣扎求生。这不是虚构的场景,而是这座国际都会最真实的民生痛点:2024 年夏季,93% 的劏房住户感受到比往年更剧烈的酷热,35.7% 的人被困在密不透风的 "囚笼" 中,更有 4% 的人生活在完全没有窗户的黑暗空间里。他们每月拿着 11500 港元的中位数收入,却要将近一半投入租金,剩余的钱还要应付高得离谱的水电费。
香港楼价高企早已不是新鲜事,但由此催生的劏房问题,却成为底层民众难以挣脱的枷锁。劏房,即通过非法改建分割出的极小房间,最小的仅能容纳一张床,却承载着数十万家庭的生活。近年来,香港政府虽已着手应对:增加公共房屋供应、兴建简易公屋与过渡性房屋、2024 年 9 月立法会通过新条例拟于 2025 年 3 月加强劏房管理,但在鰂魚涌 "怪兽大厦" 的非法劏房、深水埗老城区的连片简陋隔间里,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表面看,这是 "地少人多" 的资源矛盾,但深挖其根源,却能发现三重交织的深层困境 ——"柠檬市场" 效应扭曲租赁生态、房屋 "双重属性" 失衡推高居住成本、"制度时滞" 延缓问题解决,三者相互勾连,共同织就了劏房困局的密网。



一、劏房困局的三重根源:市场、属性与制度的交织

要理解劏房为何成为香港难以根治的顽疾,需先拆解其背后的复杂逻辑。它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结果,而是市场失灵、属性错位与制度滞后共同作用的产物。

1. "柠檬市场" 效应:劣质劏房驱逐合规房源

经济学家阿克洛夫提出的 "柠檬市场" 理论,精准揭示了香港底层租赁市场的乱象:当买卖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时,劣质商品会逐渐挤出优质商品,形成 "劣币驱逐良币" 的恶性循环。
在香港底层租赁市场中,低收入家庭、年长者、新移民等群体处于绝对的信息劣势 —— 他们无法判断劏房的结构是否安全,不清楚水电费计价是否合理,更难以预料业主是否会突然逼迁。此时,合规房源因需承担更高的建造、维护成本,租金相对较高,反而无人问津;而违规改建的劣质劏房,凭借低成本、低租金的 "优势",成为市场主流。
业主们发现,即便提供没有窗户、通风极差的居住环境,也不愁找不到租客。于是,更多人加入非法改建的行列,租赁市场的整体质量持续下滑:房间越隔越小,安全隐患越来越多,租客的权益越来越难保障。最终,形成了 "劣质房源泛滥 — 租客被迫接受 — 合规房源退出" 的死循环。

2. 双重属性失衡:房屋沦为资本工具,居住需求被碾压

房屋本有双重属性:既是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 "必需品",也是可用于投资交易的 "商品"。健康的房地产市场,需在两者间找到平衡;而香港的问题,恰恰是过度偏向了 "商品属性",让房屋沦为资本追逐的工具。
由于历史原因与制度设计,香港房地产被高度金融化。国际游资、投资机构甚至本地居民,都将房产视为最稳妥的保值增值渠道 —— 房价越高,投资热情越高;投资热情越高,房价与租金越脱离实际收入水平。2024 年数据显示,香港私人住宅均价约为每平米 18 万港元,普通市民即便不吃不喝,也需数十年才能买下一套小户型。
当支付能力与市场价格出现巨大落差时,市场自发形成了扭曲的应对机制:将居住空间不断分割、切小,以匹配被高房价碾压后的剩余支付能力。于是,仅能放下一张床的 "棺材房"、没有窗户的 "暗格" 应运而生。对租客而言,选择这样的劏房不是 "愿意",而是 "别无选择"—— 他们买不起私楼,也等不到公屋,只能在夹缝中寻找容身之所。

3. 制度时滞:政策滞后十年,一代人的生活被牺牲

劏房问题在香港已存在超过十年。期间,无数调查报告、学术研究、媒体报道都揭示了其严重性:孩子在狭窄空间里无法正常学习,老人在闷热环境中疾病缠身,家庭因高租金陷入贫困。但大规模、系统性的政府干预,如 "简约公屋"" 过渡性房屋 ""劏房标准" 等,直到近几年才密集推出。
这十年的 "制度时滞",意味着一代人的成长环境被牺牲,无数长者在恶劣条件下度过晚年,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长期得不到改善。造成时滞的原因复杂:既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 涉及土地、资本、民生等多重领域,也有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 —— 房地产开发商、业主等群体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更有官僚体系的效率低下 —— 政策制定流程冗长,执行力度不足。
正是这三重因素的交织,让劏房问题从 "临时现象" 变成 "长期顽疾":"柠檬市场" 让租赁质量持续恶化,"属性失衡" 让居住成本高不可攀,"制度时滞" 让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若仅从单一维度入手,如只增加土地供应、只兴建公屋,都无法触及根本 —— 即便有新土地,若不抑制资本炒作,仍会被投资吸纳;即便有新公屋,若不规范私人租赁市场,劣质劏房仍会滋生。


二、破局尝试:两项关键政策的机遇与挑战

面对劏房困局,香港政府近年来推出了多项政策,其中 "简朴房认证" 与 "社区客厅计划" 最具代表性。前者试图通过强制标准矫正市场,后者则从功能重构入手改善民生,两者各有突破,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1. 简朴房认证:划定质量红线,却难避成本转嫁困境

"简朴房认证" 的核心,是为劏房设立最低居住标准 —— 比如必须有窗户、通风良好、面积不低于 4.5 平米、厕所与厨房分离等。这项政策的初衷,是终结 "因支付能力低就活该住劣质房" 的逻辑,为底层租客划定一条不可逾越的 "生存红线"。
从文明社会的底线来看,这一政策不可或缺: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容忍居民住在没有窗户的密室里,也不能默许结构隐患威胁生命安全。但问题在于,强制标准必然带来 "合规成本"—— 业主需要花钱加装窗户、改善通风、重新分割空间,这些成本最终会由谁承担?
在香港供需严重失衡的租赁市场中,业主拥有绝对的定价权。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提高租金,将全部合规成本转嫁给本就捉襟见肘的租客。比如,一间原本月租 4000 港元的劏房,经改造后租金可能涨至 5500 港元,而租客的收入并未增加。最终,政府提升居住质量的 "善政",可能异化为加重底层负担的 "无奈"。
这正是公共政策中经典的 "公平 - 效率" 悖论:追求居住环境的公平(安全、有尊严),可能伤害经济层面的公平(租客的支付能力)。要破解这一悖论,仅靠 "制定标准" 远远不够,还需配套措施:比如出台租金管制政策,限制业主涨价幅度;对合规业主提供税务优惠,降低其改造成本;为低收入租客发放租金补贴,缓解经济压力。否则,简朴房认证可能沦为 "纸上谈兵",甚至加剧社会矛盾。

2. 社区客厅计划:功能重构破局,重建社区纽带

与简朴房认证的 "强制矫正" 不同,"社区客厅计划" 展现了更具人文关怀的创新思路 —— 它跳出了 "在物理空间上纠结大小" 的思维定式,转而从 "功能重构" 的角度改善劏房居民的生活。
在社会学视角下,"家" 不仅是睡觉的地方,更是集合了餐饮、学习、休闲、社交等功能的 "功能束"。而劏房的悲剧,恰恰是将所有功能强行压缩在几平米的空间里,导致每个功能都无法正常实现:孩子只能趴在床上写作业,母亲只能在走廊用电饭煲做饭,老人因空间狭小不敢邀请朋友做客。
社区客厅计划的核心,就是将这些 "公共性功能" 从私人劏房中剥离,在社区层面建立共享空间:设置宽敞的书桌供孩子学习,配备干净的厨房供居民做饭,开辟休闲区供老人聊天。这种做法,相当于用极低的成本,为劏房家庭拓展了 "有效生活空间"—— 几平米的劏房仍是卧室,但学习、做饭、社交等需求,都能在社区客厅中得到满足。
更重要的是,社区客厅重建了被劏房摧毁的 "社区纽带"。劏房不仅是物理空间的隔离,更是社会关系的隔离 —— 居民被困在各自的小隔间里,邻里互不相识,社区认同感逐渐瓦解。而社区客厅为大家提供了相遇、交流的场所:孩子一起写作业,家长一起做饭,老人一起下棋。这些看似微小的互动,正是健康社区的 "毛细血管",能有效对抗居住隔离带来的社会排斥。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客厅计划已超越了 "住房政策" 的范畴,成为一种 "社会治理创新"。它没有直接改变劏房的物理大小,却通过功能重构,让居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革命性提升;它不仅解决了实际需求,更重建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让底层民众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三、根治困局:打破二元对立,推动制度变革

无论是简朴房认证,还是社区客厅计划,都只是 "治标" 的尝试。要真正根治劏房问题,还需从更根本的层面入手 —— 打破香港住房市场的 "二元对立" 体系,推动土地供应与理念的深层变革。

1. 填补中间地带:发展社会型企业租赁市场

香港住房市场的最大痛点,是形成了 "高不可攀的私楼" 与 "等不到的公屋" 的二元对立:私人住宅价格过高,普通市民买不起;公共房屋轮候时间长达 5-6 年,数十万家庭排队等待。这种 "非此即彼" 的结构,导致大量市民被迫涌入劣质劏房。
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填补 "中间地带"—— 大力发展由 "社会型企业" 主导的租赁市场。这类企业既不同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业主,也区别于完全政府主导的公屋体系:由政府或公益基金提供启动资金与闲置物业,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规模化、标准化运营,提供 "租金受管制、品质有保障" 的住房。
这种 "中间型住房" 能精准覆盖 "夹心阶层"—— 那些收入超出公屋申请标准、却又无力承担私人租金的群体,比如年轻白领、单亲家庭。同时,由于社会型企业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能避免私人业主的短期逐利行为,确保住房的 "居住属性" 不被资本侵蚀。比如,香港已有部分社会企业试点此类住房,租金仅为周边私人房源的 60%-70%,且配备基本家具与维修服务,深受租客欢迎。

2. 土地供应变革:激活闲置资源,打破利益藩篱

长期以来,香港过度依赖 "填海造地" 与 "土地收回" 两种传统土地供应模式,但两者都面临着 "周期长、成本高、争议大" 的问题:填海造地需等待 10 年以上,土地收回涉及业主补偿纠纷,难以快速增加住房供应。
事实上,香港并不缺土地,而是缺 "高效利用土地" 的机制。新界北部的 "棕地"(废弃农地、零散工业用地)、部分使用效率低下的私人会所用地、政府闲置的办公大楼,都是潜在的住房资源。要激活这些资源,需打破既得利益藩篱,建立更灵活的土地流转机制:
  • 对棕地:通过 "权益置换",鼓励土地持有人参与住房建设 —— 比如,土地持有人出地,政府提供规划支持与补贴,建成后部分房源作为公屋或中间型住房,部分由持有人获得合理收益。
  • 对私人会所用地:出台政策要求会所开放部分用地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或对闲置会所用地征收高额税费,倒逼其转型。
  • 对政府闲置物业:快速改造为过渡性房屋或中间型住房,缩短建设周期 —— 比如,将闲置学校改造为简约公屋,仅需 6-12 个月即可投入使用。
土地供应的核心,不是 "有没有地",而是 "如何让地为民生服务"。若不能打破利益藩篱,即便有新土地,也可能被资本炒作,无法真正解决底层民众的居住需求。

3. 理念重塑:回归居住本质,守护城市良心

归根结底,香港劏房问题的背后,是 "居住权" 与 "资本权" 的博弈。当住房被过度金融化,成为资本追逐的工具时,居住权就会被不断挤压。而一座真正有竞争力的城市,不仅需要璀璨的摩天大楼,更需要让每个居民都能 "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居住条件直接关系到人力资本质量、社会稳定程度,以及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
试想,当一位年轻人才考虑来港发展时,看到数十万市民住在没有窗户的劏房里,他会对这座城市的未来有信心吗?当一位投资者评估香港的商业环境时,意识到底层民众的不满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他会放心投入资本吗?
重塑理念,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住房首先是 "必需品",其次才是 "商品"。政府需通过政策引导,抑制房地产过度投机 —— 比如提高房产交易税、征收空置税,减少资本对房地产的炒作;媒体与社会组织需加强宣传,让 "居住权是基本人权" 的理念深入人心;企业也应承担社会责任,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而非一味追求利润。


结语:破局之路漫长,每一步都值得坚定前行

香港劏房困局的形成,用了十余年时间;其根治,也注定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它涉及利益群体的博弈,需要克服制度惯性的阻力,更需要全社会对 "居住权" 的重新认识。
但我们也能看到希望:简约公屋的建设让部分家庭告别了劏房,社区客厅的出现让孩子有了学习的地方,新劏房条例的通过让监管有了依据。每一个从劏房搬进公屋的家庭,每一个在社区客厅里展开笑颜的孩子,每一个在中间型住房中看到希望的青年,都在告诉我们:这场改革值得付出全部努力。
解决劏房问题,不仅仅是解决一个住房问题,更是在重塑香港的城市良心与温度。它需要政府的决心、社会的共识、每个人的参与 —— 唯有如此,才能让维多利亚港的灯火,不仅照亮摩天大楼,也照亮每个底层家庭的窗户;才能让香港这座国际都会,不仅有经济的繁华,更有民生的温暖。
这条路或许充满挑战,但每一步坚定的前行,都在向 "更公平、更有温度" 的社会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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