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将至，2025年的倒计时已不足一月，一个承载着新期待的发展周期——“十五五”正悄然走来。近期，我密集参与多场“十五五”展望研讨会，深入企业一线调研，与企业家、投资人深度对话。这些交流碰撞出的思考，构成了本期“大视野”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对当下中国经济的年终深度观察。在新旧周期交替的关键节点，我们更需要穿透短期波动，看清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与长期趋势。
回望过往，才能更好地锚定未来。自1990年步入新闻行业，我亲历了七个五年规划(计划)的完整历程，见证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这段历程中，增长模式的迭代升级，早已埋下今日转型的伏笔。
上世纪90年代的“八五”时期(1991-1995)，是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黄金年代。彼时还沿用“计划”称谓，这五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高达11%左右，不仅提前五年完成“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更开启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加速跑。我当时在广东工作，亲身感受着这片热土的发展激情——“八五”期间广东国民经济年均增长飙升至19.62%，1992、1993年更是创下22.1%和23%的历史峰值。这种向着斜上方攀升的“斜杠增长”，成为那一代人最深刻的经济记忆。其中，房地产行业尤为典型，依托高杠杆与强预期驱动资产负债表扩张，地价房价连年攀升，构筑起一段特殊的增长神话，直至客观条件再也无法支撑这种粗放式扩张。
增长的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十三五”开局之年。《人民日报》刊登的权威人士访谈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不会出现U型或V型反弹，而是将进入L型增长阶段，且这一阶段并非一两年就能过去。当时市场普遍解读为，中国经济增速将从两位数回落至个位数，再逐步过渡到中低个位数，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事实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进入5%区间，虽较过往高速增长有所放缓，但相较于全球3%左右的平均增速，依然保持着领先优势。
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速放缓背后是发展质量的显著提升。从“八五”末到“十四五”末，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从不足2.5%跃升至接近17%，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8.1平方米增至40平方米以上;2020至2024年，中国人均GDP从10632美元提升至13445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的L型增长绝非日本“失落二十年”的停滞状态，而是在更高基数上的稳定增长，放在全球坐标系中依然是“优等生”的表现。
支撑增长模式转变的，是基本面的深刻变化。从城镇化来看，199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29%，2024年已达67%，30年间提升38个百分点，这样的增长强度在未来难以复制;从人口结构来看，“八五”时期我们成功抑制人口过快增长，自然增长率从1990年的14.39‰降至1995年的10.55‰，而“十四五”期间人口进入负增长周期，2021至2024年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34‰、-0.60‰、-1.48‰、-0.99‰，人口红利的消退对经济增长形成客观约束。
在L型增长成为常态的同时，K型分化的特征日益凸显。这是我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核心判断：整体经济保持平稳运行，但结构性差异不断拉大。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业和企业，正延续着“斜杠增长”的态势，成为K型曲线中向上攀升的部分;而部分传统产业、低效企业则面临增长停滞甚至下行压力，要么通过转型升级寻找新路径，要么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出清。这种分化，本质上是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资源向高效领域集中的优化过程。
站在“十五五”的起点，我们既要看到发展的潜力，更要对面临的约束条件有清醒认知。“十五五”与“十六五”这十年，是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时期，核心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多部门研判，该标准约为2万美元以上)。新华社近期发文测算，若考虑到2035年总人口预计年均减少0.20%，这十年间GDP需年均增长4.17%，而综合要素供给、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条件，我国完全有能力支撑这一增长目标。
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而言，以人均水平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因此，5%或4%左右的增速，实则是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合意增速。但现实中，不少经历过改革开放全过程的经济学家仍对增长有更高期许，主张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提高赤字水平等方式拉动经济，这背后是对当前经济体感偏冷的担忧——生产端PPI与消费端CPI持续低位运行，GDP平减指数连续多季度为负，企业资产负债表待修复，居民收入与消费信心不足，若无法打破这种“负向循环”，经济活力将难以真正恢复。
这种担忧值得重视，但我们更需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依赖于内外部条件，今日中国的发展环境，已不再支撑过去粗放式、外延式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对比“十三五”“十四五”与“十五五”的规划建议不难发现，外部环境的约束面正在持续扩大：“十三五”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四五”指出“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国际环境日趋复杂”;而“十五五”则明确“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单边主义等因素，都加剧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内部条件同样面临新的压力。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依然显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很突出。与“十四五”规划建议相比，“十五五”规划建议新增了“有效需求不足，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等表述，这精准点出了当前经济运行的痛点。再叠加城镇化增速放缓、人口负增长等趋势性因素，未来十年保持5%上下的增速，既是合理的，也是务实的。
若将视野再拉高，会发现对中国经济增速的制约，更源于全球发展的客观边界——世界就这么大，需求的总量与增长速度，决定了全球经济的容纳空间。过去几十年，中国有两大突出特征支撑了高速增长：一是全社会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一张蓝图绘到底”，这种发展共识与执行力在全球极为罕见，“十五五”规划中仍明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随着安全、环保、共同富裕等更多主题的凸显，增速至上的理念必然让位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目标;二是善于动用“未来之力”支撑当下发展，通过大规模土地出让、土地质押融资等方式，提前兑现未来收益，集中力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这也是中国高铁等“不可思议”成就的重要支撑。但这种模式有其边界，当部分城市债务增速数倍于经济增速，利息支付压力日益加大，即便能继续扩张债务形成资产，若缺乏有效需求与现金流支撑，这种增长也难以持续。
另一个核心制约来自产出与需求的匹配失衡。作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产出的很大一部分依赖外贸出口，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增速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导致全球需求增长跟不上中国产能提升的速度。即便近年来面临外部的各种压制与封堵，中国出口依然保持韧性——2024年贸易顺差达9922亿美元，2025年前十个月已达9648亿美元，彰显了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但当经济体量与产业优势达到一定规模，外部需求的瓶颈便会显现，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贸易摩擦。这也正是我们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层逻辑：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也能更好地带动世界发展。
此外，工业化、自动化、智能化带来的生产能力提升，与劳动者收入和消费增长的失衡，也构成了重要制约。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资本回报率往往高于经济增长率，这是贫富差距的重要根源。类似地，机器可以24小时高效生产，技术迭代不断提升产能，但劳动者收入增速相对缓慢，部分岗位还面临被AI与机器替代的风险，而人的消费需求存在客观上限，这种生产与消费的错配，必然导致部分领域的产能过剩与内卷。
说到底，过去几十年我们已尽最大努力推动经济发展，制造业体系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全球领先，但当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必然会遇到各种约束。认知并接受这些深层次制约，认同从资产负债表扩张到生产性创新的逻辑转变，我们才能以平常心推进转型——这并非我们不够努力，而是过去的发展路径已触及天花板，转型是必然选择。
面对转型期的困难，我们更需理清一个认知：难，不是发展的错误，而是迈向更高质量未来的必经之路。2022年我曾在文章中写道，“行行都在卷，处处都作难，人人都在熬，但彼此无需怨，只能苦干、巧干、坚持干、创新干、团结起来一起干”。时至今日，这个判断依然成立。关键在于，我们要分清“难”的性质：是发展阶段必然面临的挑战，还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梗阻。
从积极的一面看，困难背后是中国制造与中国科创全球竞争力的全方位提升。我们已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立地顶天，水滴石穿”的完整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加速崛起，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这种以创新为核心的产业竞争力，正是新时代最坚实的立国之本。而那些由不作为、乱作为、欺上瞒下等人为因素造成的难题，则亟待通过体制改革、法治建设和营商环境优化来解决，这需要我们拿出更大的决心与紧迫感。
在与市场主体的交流中，我常传递两个观点：一是我们难，别人更难;二是难未必是错，关键在是否在做难而正确的事。近年来，为调研中企出海，我走访了二三十个国家，深刻体会到“全球皆有难处”——2000年我在洛杉矶做访问学者时，这座城市的空气与环境尚佳，而2025年9月重访时，不仅空气质量下降，部分区域还弥漫着大麻味，城市发展的停滞与社会治理的难题显而易见。对比来看，中国在经济增速、社会治安、公共服务的及时性与普惠性等方面，表现已不亚于许多发达国家，我们面临的不少“难”，实则是发展中的问题，远非绝境。
而所谓“难而正确的事”，正是告别过去的“easy money”模式，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深耕细作。过去基数低、浮力强，即便企业“泳技”一般，也能在市场中轻松生存;如今进入“L型+内卷”阶段，浮力减弱、竞争加剧，自然需要付出双倍努力才能劈波斩浪。就连宁德时代这样的行业龙头，也面临着安全隐患、价格竞争、技术同质化等挑战，曾毓群在2025世界储能大会上的坦言，正是当下企业发展现状的真实写照。反观过去，部分房地产企业的产品虽有缺陷，却能凭借行业红利赚得盆满钵满;而如今，即便是产品无瑕疵的优秀制造业企业，也需在激烈竞争中艰难突围。两相对比，显然是后者更能夯实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根基。
当然，对于市场主体面临的切身之难，我们必须主动关心、积极破解。若困难面持续扩大，终端需求将进一步减弱，即便方向正确、举措得当，也可能因缺乏需求支撑而难以见效。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深化体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策精准滴灌等方式，帮助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增强居民消费信心，让“难而正确的事”有更好的落地土壤。
上世纪三十年代，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国防论》的扉页上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这句话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面对“十五五”的新征程，我们无需回避问题，更不能丧失信心。只要我们认清发展规律，把握转型方向，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破解发展中的堵点难点，就一定能穿越周期、行稳致远，续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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