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中，新加坡以“小国大作为”的姿态铸就了经济奇迹——凭借精准的地缘定位、高效的国家治理与国家资本主义的灵活运用，它从弹丸之地跃升为全球金融、航运与贸易枢纽，长期占据“小国发展模范生”的标杆地位。这套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在稳定的全球化周期中展现出极致效率，积累了巨额国家财富与顶尖人均GDP。但当世界驶入数字技术重构产业格局、地缘博弈加剧不确定性的新阶段，这套高度优化的“效率至上”体系，正遭遇一场全方位的系统性压力测试。
值得警惕的是，新加坡当前面临的并非短期经济波动，而是其核心发展逻辑在数字时代暴露的深层结构性矛盾。从人口结构的不可逆失衡到AI主权的隐性失守，从国家资本主义对本土创新的挤压到传统地理枢纽价值的衰减，再到本土消费品牌的系统性缺位，五大核心困境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昔日以“全球通道”为核心、以外部依赖为支撑的增长范式，已难以适配新时代对内生韧性、技术主权与文化自信的核心诉求。本文将系统拆解这些结构性裂痕，剖析其背后的制度与禀赋根源，为解读小型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困境提供整体性分析框架，并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启示。

 

一、结构性困局的集中爆发：从人口根基到战略核心的全方位承压

（一）人口老龄化三重困境：劳动力、族群与代际的系统性失衡

人口是国家发展的基石，而新加坡正遭遇一场触及根本的人口结构危机。新加坡统计局《2025年人口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攀升至19.9%，远超联合国14%的深度老龄化标准，且老龄化速度远超多数发达国家。这场危机的复杂性在于，劳动力供给断层、族群生育失衡与代际公平缺失三大矛盾相互叠加，形成难以破解的系统性困局。
劳动力供给层面的“核心-补充”失衡尤为突出。作为经济支柱的本地公民仅约390万，却需支撑8.3万美元的全球顶尖人均GDP（世界银行2024年数据），这种“小基数高产出”的模式迫使新加坡高度依赖外籍劳动力。新加坡人力部年度报告显示，外籍劳动力规模已突破180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32%，形成了“本土核心人口不足、外来补充劳动力依赖过深”的结构性困境。这种依赖不仅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竞争矛盾，更使经济稳定性受制于外部劳动力流动政策。
族群生育失衡则暗藏长期社会风险。占总人口74%的华人族群是新加坡的主体，但2025年其总和生育率（TFR）已降至0.87的极低水平，远低于人口更替所需的2.1；而马来族（15%）与印度裔（9%）受宗教文化传统影响，生育率仍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这种生育差异正缓慢改变新加坡的族群结构，对社会融合、文化认同乃至国家凝聚力构成潜在挑战，成为人口政策难以破解的深层难题。
代际公平缺失更是将养老危机推向临界点。作为养老保障核心的中央公积金（CPF）制度，普通账户存款实际年化回报率均值仅1.2%（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局2024年年报），难以对冲通胀对养老储蓄的侵蚀。与此同时，作为居民核心资产的组屋维护成本飙升，1990年至2025年间主要翻新计划平均成本增幅高达300%（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数据）。高昂的住房成本迫使年轻家庭背负沉重债务，房贷收入比中位数已攀升至500%的高位（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数据推算）。更严峻的是，首批大规模建设的组屋99年地契将于2030年起陆续到期，资产价值折损风险凸显，代际间的财富分配与负担转嫁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冲突风险持续累积。

（二）AI主权困局：能源-数据-技术的三重枷锁与战略转向

在数字时代，AI主权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维度。新加坡曾雄心勃勃地推出“东南亚语言大模型”（SEA-LION）计划，意图抢占区域AI领导力，但受限于先天物理禀赋与后天制度缺陷，陷入了能源、数据、技术三重枷锁的恶性循环，即便近期启动技术路线调整，仍未摆脱核心困境。
能源约束构成的“算力枷锁”是首要瓶颈。新加坡国土面积仅728平方公里，物理空间极度有限，却需同时支撑半导体制造与AI算力集群两大高耗能产业——前者已占据全国42%的用电量（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2024年新加坡能源统计报告》）。2023年新加坡总用电量约57.0太瓦时，即便将10%电力用于AI算力集群，在理想化条件下仅能支撑约39,000台H100 GPU的超级集群，理论算力约154 ExaFLOPS，虽足以训练高端大模型，但需与半导体产业争夺能源，在现实中因电网稳定性、冷却能力等限制，实际可部署规模仅为15,000～25,000台。更致命的是，新加坡94%的发电量依赖进口天然气（2025年预估），国际油气价格波动直接推高成本，2025年电价同比上涨23%，导致承载其AI野心的300MW大型AI数据中心产业园因能源保障问题被迫延期。
算力不足进一步引发“数据殖民化”危机。由于本土算力无法满足需求，新加坡政府与企业被迫大量依赖境外云服务，导致核心数据资产持续外流。公共医疗领域，最大医疗集团SingHealth与微软Azure的合同明确规定，基于其脱敏病历数据训练的模型知识产权归属微软；金融领域，高盛新加坡分部的核心交易数据存储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亚马逊AWS数据中心；更具战略风险的是，“智慧国”倡议核心的传感网络数据处理与存储大量外包，裕廊岛工业物联网数据流竟由德国西门子完全控制。这种“算力不足→依赖海外云服务→数据外流→无法训练本土优质大模型→加深技术依附”的恶性循环，已严重侵蚀其数据主权。而新加坡《个人数据保护法》（PDPA）仅监管可识别个人的信息，对交通流量、电网负荷等非个人数据未纳入出境监管，从制度层面加剧了数据主权的旁落。
技术依附的困境即便在战略转向后仍未根本破解。为突破技术瓶颈，新加坡国家人工智能计划（AISG）2025年11月宣布重大调整：放弃美国Meta的Llama架构，转向阿里巴巴通义千问开源架构，打造Qwen-SEA-LION-v4模型，该模型虽因更适配东南亚语言迅速登顶区域评估榜单，但本质上仍是基于外部开源架构的二次优化，缺乏底层原始创新能力。这种“换轨不换依附”的状态，凸显新加坡在AI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短板，而东南亚中小企业无力承担高端GPU集群的现实，更让其AI生态难以摆脱对外部技术方案的依赖。

（三）国家资本主义的创新悖论：外资虹吸与本土窒息的双重困境

国家资本主义是新加坡发展模式的核心支柱，通过淡马锡等主权基金与精准产业政策，新加坡成功吸引了全球跨国资本与顶尖企业，构建了高端产业体系。但这种模式在发挥优势的同时，也形成了对本土创新生态的挤出效应，陷入“吸引外资”与“培育本土”的尖锐悖论。
资本配置的“外向型偏好”导致本土创新资源被虹吸。淡马锡2024年度报告显示，其78%的新增投资额流向欧美高收益项目，包括对OpenAI、Anthropic等前沿科技公司的巨额注资，而本土中小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仅占全国总量的12%（新加坡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协会2025年报告）。国家资本的全球化财务回报导向，与本土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严重错配，导致本土创新企业在起步阶段便面临资本匮乏的困境。
研发投入的“荒漠化”趋势进一步削弱本土创新能力。南洋理工大学2024年研究报告显示，新加坡本土企业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GDP比例）长期徘徊在1.2%的低位，远低于韩国（4.8%）等创新驱动型经济体。根源在于大型企业过度依赖稳定的政府订单——新加坡政府采购办公室（GeBIZ）数据显示，政府合同占大型企业营收的61%。这种“制度性温床”使其丧失了从事高风险、长周期原始创新的动力，形成“依赖政府订单→放弃核心创新→竞争力固化”的恶性循环。
人才流失则成为压垮本土创新的最后一根稻草。跨国企业凭借全球薪酬体系，能为AI领域博士毕业生提供相当于本土企业3倍的薪资，导致92%的相关专业博士被跨国企业吸纳（新加坡科技局2024年报告）。本土科技中小企业因缺乏高端人才陷入发展停滞，而新加坡国立大学2025年《社会凝聚力调查》（样本量12,000）显示，76%的受访中小企业主认为现行政策体系为跨国财阀“量身定制”。这种普遍认知印证了本土创新空间被系统性压缩的现实，也引发了“跨国资本收益能否转化为本土普惠福利”的长期争议。

（四）地理枢纽价值衰减：实体与数字双重赛道的竞争失守

地理枢纽地位是新加坡发展的核心禀赋，但其传统优势在全球地缘格局重塑与数字技术革新的双重冲击下持续衰减，实体航运与数字经济两大赛道均面临严峻挑战。
实体经济层面，全球航运中心地位遭遇直接冲击。短期内，邻近的马来西亚丹戎帕拉帕斯港通过全自动化升级，装卸效率提升40%，已分流新加坡港20%的中转货量（马来西亚港口管理局2024年数据）；中长期来看，泰国克拉运河计划若取得进展，预计将分流马六甲海峡30%以上的通行船只，而港口业对新加坡GDP的贡献度不低于7.4%（新加坡贸工部数据测算），这意味着其核心支柱产业将面临结构性萎缩风险。
数字经济层面，新加坡陷入“监管合规”与“竞争优势”的两难困境。为规范数字资产行业，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2025年6月30日起实施严格的Web3新规，要求所有服务商必须持有数字代币服务提供商（DTSP）牌照。但中东国家随即发起“监管套利”竞争：沙特阿拉伯对符合条件的Web3企业实行十年免税，阿联酋推出免牌照“监管沙盒”。政策落差导致新加坡Web3企业外流率2025年骤升45%（新加坡区块链协会报告），其长期引以为傲的“合规安全”营商环境优势，在竞争对手的宽松政策与零税率攻势下摇摇欲坠。

二、成功的另一面：本土品牌缺失背后的发展逻辑悖论

新加坡的发展奇迹，本质上是“通道经济”的极致成功——它精准定位“全球资本与商品的中立枢纽”，将国家资源与精英人才系统性导向服务全球化的金融、贸易、航运等领域，却在无意间压制了内向生长的“品牌经济”。本土消费品牌的系统性缺失，并非偶然的市场选择，而是其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背后暗藏六大深层根源。
其一，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源虹吸效应挤压品牌生长空间。新加坡的政策设计、基础设施与税收优惠均优先服务于吸引跨国资本，淡马锡等主权基金的投资逻辑聚焦全球化财务回报，而非培育本土内向型产业。人才、资本与政策红利大量流向跨国公司，本土中小企业在初创阶段便面临资源匮乏，难以获得品牌培育所需的长期资金与政策支持。
其二，微型经济体的市场困境构成天然壁垒。新加坡仅570万人口的国内市场，无法为新品牌提供足够的规模效应与试错空间。本土品牌若想生存，必须从诞生之初就直面复杂的国际市场，跳过了大型经济体中“本土培育→区域扩张→全球突围”的自然成长过程，大幅提升了品牌成功的难度。同时，顶尖人才更倾向于选择薪资更高、路径更稳定的跨国企业与政府机构，导致品牌创业领域面临持续性人才流失。
其三，实用主义文化抑制品牌所需的冒险精神。新加坡的教育体系以培养严谨、高效的执行者与专业人士为核心，整个社会高度推崇稳定、可预测的职业路径，这种“风险规避”文化与品牌创业天然伴随的高不确定性形成尖锐对立。对失败的低容忍度，从根本上削弱了企业家投身长周期、高投入品牌创建事业的内在动力。
其四，多元文化的身份模糊性阻碍品牌文化叙事构建。强大的消费品牌往往根植于清晰的文化母体与民族叙事，而新加坡作为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多族群构成的年轻国家，其国家身份仍是“正在建构的想象共同体”。文化源的杂交性与模糊性，使本土品牌难以讲述具有广泛共鸣与排他性的品牌故事，容易陷入“文化无根”的困境，无法形成如法国奢侈品、日本匠人品牌那般深厚的文化溢价。
其五，高成本结构对品牌培育构成致命财务压力。新加坡全球顶尖的人力成本与商业租金，使实体密集型、营销密集型的品牌创建过程极其昂贵。这种环境迫使企业追求“轻资产”“快盈利”，将资源导向贸易、金融等领域，而品牌培育所需的长期市场教育、情感连接构建等“烧钱”环节，因难以承受的财务负担被大量筛选掉。
其六，政府主导模式与品牌生态存在本质矛盾。新加坡政府是卓越的系统工程师，其顶层设计、风险可控的治理哲学，与品牌经济所需的草根创新、市场试错、浪漫叙事格格不入。政府及关联企业在住房、医疗、通信等关键民生领域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压缩了本土品牌的崛起空间。最终，政府力量在维系宏观经济高效运转的同时，也无形中压制了原始、自发的品牌生态萌发。
本质而言，新加坡的“品牌缺失”是其“通道经济”成功的必然代价。它通过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获得了巨额财富，但这种外向依赖型模式，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系统性地丧失了培育本土品牌的土壤。如今新加坡最成功的“品牌”，恰恰是“新加坡”本身——一个高效、稳定、可信赖的国家品牌，而这个宏大的国家品牌，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个体商业品牌的生长可能。

三、镜鉴与启示：小型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发展转型路径

新加坡的困境，为全球小型发达经济体揭示了一个核心命题：在数字全球化时代，传统“效率至上”“外部依赖”的小国生存模式，已难以应对老龄化、技术主权争夺与全球秩序重构等系统性风险。从其发展实践中，可提炼出四重具有普遍意义的政策与理论启示。
第一，治理范式需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优先”。国家机器的高度优化在稳定时期是优势，但在变革时期易陷入路径依赖。政策设计必须引入冗余性与灵活性，例如建立多元化养老储备体系，破解CPF回报率不足的困境；推动能源结构转型，降低对进口天然气的依赖，为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能源保障；通过产业政策多元化，避免过度依赖单一支柱产业，增强社会经济的抗冲击能力。
第二，将数据主权置于国家战略核心位置。新加坡的“能源-数据-技术”死循环证明，算力自主是数据主权的前提，小型经济体放弃本土算力建设等同于让渡未来战略资源。政策制定者需将数据定位为关键国家资产，通过扩大《个人数据保护法》的监管范围，将非个人数据纳入出境监管；投资建设绿色能源驱动的国家算力中心，破解算力不足困境；推动区域合作，共建东盟云联盟等机制，打破技术依附的恶性循环。
第三，推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包容性升级”。在吸引全球资本的同时，必须建立增长红利本土转化机制。这要求淡马锡等主权基金更多扮演“产业孵化器”角色，加大对本土初创企业的定向投资；通过政府采购倾斜、研发补贴等政策，激励本土企业提升研发强度；建立高端人才回流机制，通过税收优惠、创业扶持等措施，吸引AI等关键领域人才服务本土企业，防止人才与资本结构断层。
第四，将本土品牌与文化叙事培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本土品牌的缺失暴露了“通道经济”在价值创造环节的短板，未来的产业政策需超越对硬件效率与资本密度的单一追求，强化文化自信与品牌价值培育。具体而言，可设立国家品牌基金，为本土初创品牌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构建本土文化IP转化体系，挖掘多元文化中的共性价值，为品牌提供独特的文化叙事素材；在都市更新中保留创意空间，培育草根创新生态。通过这些举措，将经济增长根基更深扎入本土社会文化土壤，通过输出独特的“新加坡叙事”，在全球消费者心中赢得超越地理枢纽的情感认同与价值溢价，实现从“全球交易枢纽”到“全球文化与创新节点”的关键跃升。
结语：新加坡的案例为全球小型发达经济体提供了深刻镜鉴。在数字时代，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已从传统的地理枢纽、政策优惠，转向智力、数据、算力与本土IP四大新维度。实现这一转型，不仅需要产业与政策的调整，更需要一场超越经济层面的治理哲学革命——从“极致效率”的追求者，转变为“内生韧性”的构建者；从“全球通道”的守护者，转变为“本土价值”的培育者。唯有如此，才能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破解发展困境，实现可持续增长。


 

本文作者：杨斌斌（十元里里，九三学社成员，多伦多大学、纽约大学毕业，研究及工作方向：养老金融、AI治理、地缘政治、可持续发展和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