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冬闲不闲的乡村密码
初冬的中部乡村本应是农闲休整的时节，但豫南某村的田间地头、村口路旁，却少见闲散身影。“过年不能穷” 的朴素执念背后，是 160 余位村民在城乡之间挣扎的生计图景。这座 36 户人家的村庄，既非深度贫困的山区村落，也非城郊融合的富裕乡村，它是中国数以万计普通乡村的缩影 —— 离城市不远不近、经济不富不穷、未来不明不暗。农业农村部 “防止形成规模性返乡滞乡” 的警示，在这样的村庄里，转化为每个家庭的具体抉择：是留守乡村打零工，还是远赴温州、广东搏一把？是坚守日渐萎缩的传统产业，还是尝试前景未卜的乡村创业？
一、返乡滞乡的群体图谱：谁在乡村 “停留”？
（一）自然回归的老年群体（60 岁以上）
全村 60 岁以上老人中，仅 2 户（4 人）仍在外闯荡 —— 一对是丧子后常年务工的夫妻，一对是在外开厂的创业者，另有 3 人在城市帮子女带娃。其余 28 位老人全部留守乡村，其中 4 位 70 岁以上者已丧失劳动能力。他们的 “返乡” 并非政策意义上的 “滞乡”，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50 岁以上的年龄门槛让他们被城市用工市场淘汰，缺乏社保与购房能力难以实现城市化扎根，数智化浪潮下连快递、外卖等灵活就业都难以胜任。如今，他们多在附近锯板厂、养鸡场打零工，日薪男性 100 元、女性 80 元，手脚麻利者扎彩灯日赚二三十元，加上每月一两百元的养老金，仅能维持基本生计，“不生病就是万幸”。
（二）摇摆不定的中年群体（40-59 岁）
这一群体是 “返乡滞乡” 的核心主体，也是最具政策干预价值的群体。50-59 岁年龄段中，仅 5 人 / 户在外稳定就业，其余劳动力以就近打零工为主；40-49 岁的 75 后、80 后群体，本地与外出务工各占一半，构成乡村的 “顶梁柱防线”。作为中国最后一波乡村婴儿潮，他们承载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担，却深陷就业困境：
- 制造业打工者：本地鞋厂两班倒、日工作 12 小时，月薪仅 3000 元左右；温州计件制鞋厂旺季月薪虽达七八千，但淡季收入锐减，扣除生活成本后与本地差异不大；
- 乡村 “老司机”：全村 6 户靠车辆维生的家庭，曾是 “乡村中产” 的货车司机，如今深陷 “订单减少 + 成本高企” 的泥潭，车贷、过路费、油价压得喘不过气；网约车、私域客运从业者虽稍好，但也面临城市内卷的挤压；
- 零散创业者：养鸡场经营者依托亲友支持勉强维持，而竹艺品加工 + 网店创业者已濒临倒闭，计划重返工厂打工。
（三）向外流动的青年群体（20-39 岁）
90 后群体呈现断崖式萎缩，本村户籍男性仅 6 人，除 1 人在本地开小企业外，其余均在外就业；00 后群体基本接受大专以上教育，全部脱离传统农业，成为城市白领或技术蓝领。他们虽暂无 “返乡滞乡” 压力，但正面临新的抉择：大城市高房价、高压力让他们难以扎根，而县域经济、乡村振兴又为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一群体携带的数字化思维与创新能力，成为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却也因乡村产业基础薄弱、发展空间有限，仍处于 “外流为主、回流试探” 的阶段。
二、生计困局的深层根源：乡村发展的三重枷锁
（一）产业支撑的空心化
传统农业早已难以承载农民生计，而乡村二、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本地中小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薪酬低、劳动强度大；房地产下行冲击装修、建材等关联产业；物流运输受平台挤压、产能过剩双重影响，利润空间大幅压缩。乡村创业面临 “融资难、销售难、人才缺” 的困境，除少数特色种养业外，多数项目难以持续，形成 “创业 — 倒闭 — 再打工” 的恶性循环。
（二）城乡流动的制度性壁垒
50 岁以上群体缺乏社保、住房等城市化保障，被迫 “落叶归根”；40 + 群体虽有劳动能力，但城市用工歧视、乡村产业机会不足，陷入 “留城难、返乡穷” 的两难；青年群体虽能融入城市就业，但户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不平等，让他们难以真正实现 “城市化”，成为 “悬浮于城乡之间的群体”。
（三）数智时代的能力鸿沟
数字化转型加剧了乡村群体的就业分化：中老年农民因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被快递、外卖等灵活就业市场淘汰；传统制造业工人面临机器替代的压力，却缺乏转型技能；乡村创业者难以适应数字化营销、供应链管理的新要求，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能力鸿沟，让乡村群体在经济转型中愈发被动。
三、破局之路：分层施策的乡村振兴策略
（一）对老年被动滞乡群体：筑牢福利托底防线
- 强化基本保障：提高农村养老金标准，扩大医保报销范围，建立针对老年群体的大病救助机制，缓解 “因病返贫” 风险；
- 发展适老产业：依托乡村土地资源，打造 “老年精品农业”，鼓励老年人参与低强度、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种植、加工，实现 “老有所为、老有所获”；
- 完善基础设施：推进乡村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室建设，解决独居老人生活照料问题，降低老年群体生存成本。
（二）对中年核心滞乡群体：激活发展内生动力
- 技能转型赋能：开展数智化技能培训，重点覆盖电商运营、短视频营销、智慧农业管理等领域，帮助 40 + 群体适应市场变化；
- 金融政策扶持：设立乡村创业专项贷款，降低担保门槛、实行优惠利率，支持发展特色种养、农文旅融合、乡村电商等多元产业；
- 产业结构优化：摆脱对低端制造业的依赖，立足区域资源优势，规划特色产业集群，打造区域公用品牌，完善农产品产销对接机制；
- 就业渠道拓宽：推动城乡公共就业服务一体化，搭建跨区域用工对接平台，为中年群体提供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
（三）对青年潜在回流群体：搭建返乡创业平台
- 优化返乡环境：完善县域、乡村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解决青年群体关注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降低返乡生活成本；
- 打造创业载体：建设乡村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办公场地、设备支持、政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重点扶持数字化、智能化乡村产业项目；
- 建立激励机制：设立乡村人才专项基金，对返乡创业青年给予税收减免、创业补贴，鼓励其将城市资源、技术与乡村需求对接。
（四）对乡村整体发展：推进城乡融合与要素盘活
- 深化制度改革：打破户籍、土地等制度壁垒，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让农民在土地流转、资产增值中获得更多收益；
- 强化政策持续投入：在财政压力下，坚持乡村振兴战略不动摇，加大对乡村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投入，避免 “重城市、轻乡村” 的回流；
- 发展多元乡村产业：在坚守耕地红线、生态红线的前提下，放宽生产要素管制，鼓励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电商、智慧农业等新业态，构建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的产业格局。
结语：从 “滞乡” 到 “安乡” 的转型之路
这座中部村庄的返乡滞乡现象，本质上是中国经济转型、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产业薄弱等问题的集中体现。“滞乡” 并非洪水猛兽，而是城乡要素重新配置的必然过程，关键在于将 “被动滞留” 转化为 “主动扎根”。这需要我们打破 “唯城市化” 的思维定式，以城乡融合为导向，通过分层施策的政策设计，为不同群体提供发展机会；更需要激活乡村自身的内生动力，让土地、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发挥价值，让乡村成为宜居宜业的家园。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破解返乡滞乡困局，让乡村振兴从口号走向现实，让每个农民都能在时代转型中获得稳稳的幸福。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