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力量再平衡的宏大叙事下，全球科技版图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价值校准。帕兰提尔CEO亚历山大·卡普在《科技共和国》中的呐喊——“高科技不能局限于消费与注意力经济，要重新与国防和军工联系”，不仅是对硅谷异化的尖锐批判，更像是对半个多世纪前范内瓦·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核心命题的跨时代回应。当“政府投资大科学服务公共利益”的旧论重获新生，美国科技精英的集体反思，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创新该为谁服务、该向何处去”的灵魂拷问。
卡普的思考从不是孤立的独唱，而是美国精英阶层焦虑的共鸣。《未来战争：硅谷与五角大楼的科技革命》中“软件定义未来战争”的预判，为《科技共和国》的主张提供了最鲜活的现实注脚;范内瓦·布什的经典著作时隔数十年再度爆火，背后是美国社会对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时代“国家主导创新”黄金岁月的集体怀旧。这些思潮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曾经以“不作恶”为圭臬、对政府充满警惕的硅谷，正面临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而这场革命的推动者，正是以卡普和其老友——硅谷教父彼得·蒂尔为代表的“反主流异类”。
作为蒂尔2003年联合创办的高科技情报公司，帕兰提尔自诞生之日起就游离于硅谷主流之外：它深耕国防、移民、警务等“硬核领域”，用技术服务国家机器，与谷歌式的消费互联网逻辑、苹果传承至今的“反权威基因”格格不入。但如今，这份“异类”主张之所以能突破圈层引发热议，绝非简单的“硅谷集体右转”，而是美国科技生态与社会结构四层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
第一层矛盾，是“造不出新东西”的能力困境。除了AI领域的局部领先，美国在民生住房、国家战略大项目等关键领域的建设能力已尽显颓势。这背后不仅是制造业空洞化的现实拖累，更源于一套根深蒂固的“避实就虚”思维：华尔街对轻资产模式的追捧，让资本远离重投入、长周期的实体领域;高科技公司对制造外包的迷信，让产业根基日渐薄弱。当“赚快钱”成为行业共识，真正关乎国计民生的“真问题”被集体回避，这场反思便成了必然。
第二层矛盾，是“不会超前规划”的愿景缺失。卡普对马斯克SpaceX的成功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世人惊叹于企业家的野心，他却看到了NASA的无能——缺乏探索太空的雄心与高效的成本管控。这一对比直指核心：市场主导的硅谷固然是创新热土，但基础科学研究、国家战略级攻关等“不能外包的使命”，终究需要国家力量的牵头与统筹。美国精英对“国家主导未来投资”的重新思考，本质上是对“市场万能论”的修正，更是对中美竞争背景下“战略主动权”的迫切争夺。
第三层矛盾，是硅谷价值体系的内在迷失。几年前，卡普“科技服务国家使命”的主张必然被建制派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但如今却成为突破固有认知的思想火种。他尖锐批判硅谷的两大病灶：一是“为多元而多元”的虚假包容，缺乏对“何为良善”的核心价值追求;二是“科技万能主义”衍生的逃避主义——将创造力耗费在优化外卖算法、打磨社交产品的琐碎创新上，对医疗、教育、国防等重大议题避而不谈。当科技精英富可敌国却在本地土地规划等民生议题上集体失语，当房价飙升让普通人苦不堪言，硅谷的价值体系早已到了必须修正的时刻。
第四层矛盾，是官僚体系对创新活力的窒息。卡普在书中将传统组织辛辣地称为“会议工业复合体”，内耗式的权力博弈、表演式工作、办公室政治，让知识工作者的精力被无端消耗。他推崇德鲁克式的扁平化组织——如同交响乐团中指挥与乐手的灵犀相通，而硅谷的核心优势正在于此：不仅能汇聚顶尖人才，更能通过赋予灵活性与自由度实现“人尽其才”。这种对官僚沉疴的反思，本质上是对“如何让创新活力充分释放”的追问。
在卡普看来，破解所有矛盾的关键，在于重拾硅谷丢失的“工程思维”。这绝非单纯的技术能力，而是一套以“解决真问题”为核心的价值与方法体系，兼具务实导向、独立判断与集体协作三大特质。
务实导向的核心是“拒绝逃避”。曾经硅谷盛行的“There is an app for that”话术，看似彰显科技自信，实则是典型的逃避主义——用消费领域的小创新回避重大社会议题。帕兰提尔与新奥尔良警察局的合作颇具象征意义：他们将阿富汗反恐的情报技术军转民，试图跳出“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空泛争论，聚焦“如何监管枪支、预防暴力”的真问题，却遭到所谓“进步人士”的口诛笔伐。这些人的逻辑令人费解：为了坚守“反对监控”的原则，竟能容忍普通人承受枪支暴力的威胁。卡普对此痛心疾首：真正的工程思维，应当像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那样，面对纳粹核威胁，不纠结于“技术是否道德”的抽象讨论，而是聚焦“造出原子弹遏制战争”的实际目标。
独立判断的核心是“对抗从众”。消费互联网文化催生的盲从心态，正在扼杀创新——工程师因害怕冒犯而放弃争议项目，管理者因固守流程而拒绝灵活调整。卡普倡导的“建设性不服从”，与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异曲同工：鼓励员工质疑权威、挑战流程，因为“拒绝因循守旧”是突破技术瓶颈的关键。从群体层面看，这种独立判断更意味着对“创新价值”的重新定义：消费互联网的创新本质是人性欲望的商业变现，而非公共福祉的突破，正如《未来战争》所担忧的，“无人机技术能用于战场时，硅谷却在优化外卖配送路径，这是资源的致命错配”。蒂尔那句“50年没等到飞行汽车，只等来了150个字符”的慨叹，此刻更显沉重：科幻愿景让位于消费碎片，地缘感知缺失于科技城邦，这正是创新方向迷失的最佳注脚。
集体协作的核心是“超前规划”。卡普推崇“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反对官僚式集权——他以蜂群、椋鸟群为喻，提出“无中心却有序”的协作模式：侦察蜂自主勘察、椋鸟边缘转向，如同硅谷团队的“基层主导创新、权威灵活流动”。这种协作模式，与《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政府牵头、学界与企业联动”的曼哈顿计划精神一脉相承。在AI可能重塑全球权力格局的当下，卡普迫切希望硅谷跳出“个体消费需求”的局限，重新参与阿波罗计划式的国家大项目，避免科技沦为“生活方式的装饰”。
《科技共和国》的本质，是一场“重建联结”的呼吁：重建科技创新者与国家的联结，重建硅谷与国防军工的联结，重建创新与公共利益的联结。卡普的批判与期待，始终围绕一个核心焦虑：当中美竞争日趋激烈，美国若继续让科技沦为消费主义附庸或虚无主义玩具，其科技领先地位将岌岌可危。二战前后，美国靠国家主导的大科学计划奠定霸权;如今，硅谷的人才与资本沉迷消费领域，导致医疗突破停滞、教育改革裹足、军事软件落后——这种对比，正是卡普呐喊的底气所在。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审视卡普的观点，更应跳出“站队”思维，将其视为一面反思的镜子。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于它集中检讨了三组普适性关系：个人与集体、市场与政府、企业与国家在创新中的角色。
美国的困境在于：市场力量过度膨胀导致长期规划缺失，精英阶层脱离大众导致民生获得感不足，而AI带来的范式变革，正放大这种“短视缺陷”——市场主导的创新难以突破两三年的视野局限，却要应对需要全新基础设施的未来变革。这让美国精英陷入双重担忧：政府是否有愿景和能力牵头超前投资?硅谷是否能突破视野局限放飞想象力?
而中国的优势与挑战恰恰相反：我们拥有长期主义规划、超前基础设施投资、政企深度协作的制度优势，但同时也需要解决三大问题：如何提升现有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如何让私营企业获得更充足的盈利空间?如何推动大众收入持续增长以激活消费繁荣?
更值得深思的，是卡普对工程思维的强调。中国仍在享受工程师红利，但这份红利的最大化释放，离不开对“解决真问题”的坚守、对质疑精神的鼓励、对长期主义与协作精神的拥抱。范内瓦·布什曾说：“科学的进步，是国家安全与民生福祉的基石。”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美国，更适用于所有追求科技崛起的国家。如何让最优秀的头脑投身最关键的领域，如何让创新服务于更宏大的集体目标——这道卡普抛出的命题，同样需要我们给出自己的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作者：吴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