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有用吗?” 如今，这个问题早已跳出私人感慨的范畴，成了公共舆论场里的高频议题。当“好人没好报”的喟叹越来越密集，当“黑化有理”的论调在年轻群体中流行，我们熟悉的善恶标尺，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动摇。
最直观的佐证，藏在影视旧作的二次解读热潮里。B站上对《如懿传》的声讨曾席卷全网：昔日被赞“人淡如菊”的女主，在Up主的锐评下成了“出身优渥者的伪善”——她拒绝宫斗的体面，被解读为无需争抢的特权;而当年遭人唾弃的反派，反倒因“恶事做尽却黑化有据”，被塑造成“靠勤奋突破阶层的逆袭样本”。这场讨论的影响力，甚至间接改写了相关演员的公众口碑。无独有偶，冯小刚一部讲述文工团的电影，也因Up主的拉片式分析陷入争议：视频直指男主的善良在阶层壁垒前不堪一击，相关讨论迅速发酵，最终以所有视频下架收尾。
这两起舆情事件的对错或许难有定论，但它们共同照见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下的善恶观，早已脱离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闭环。当经济增速放缓，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加剧，这种动摇变得更加明显——身边总有“渣男捞女”靠突破底线占尽便宜，总有“黑心老板”靠压榨他人积累财富，总有“职场宫斗高手”靠算计上位，而那些坚守本分的老实人，却常常遭遇厄运。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所谓的因果法则，是不是只是自欺欺人的安慰?
这种质疑，并非今时今日才有。自古以来，善恶便是伦理学的核心命题：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荀子力倡“性恶论”，坚信人性需靠礼法约束。但无论学者如何辩驳，国人从情感上始终愿意相信“善恶有报”的逻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福祸无门，唯人自招”，这些老话早已融入文化基因。可现实从未如此简单：笃信善念、规范言行者，未必活得顺遂;不信因果、肆无忌惮者，反倒可能过得舒坦。于是，“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类吐槽，又成了对现实的无奈回应。
我也曾深陷这种困惑，直到前几日收到米鸿宾老师寄赠的新书《非凡之道——了凡四训的智慧》，才豁然开朗。十年前与米老师的相识，让我深知他与普通国学讲师的不同：他不仅精通经学，更身怀古人传下的“绝学”。一次项目洽谈中，我们几人围坐在长方形桌前，我刚问好落座，尚未谈及任何项目细节，他便直言：“这件事里，你们公司并非主导，只是配合角色。”后来他解释，我落座的位置，早已暴露了核心信息。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也让我确信，古人确实有不为人知的智慧流传于世。
收到新书的喜悦之余，我也替米老师捏了把汗。在这个对“善良”充满怀疑的时代，想把《了凡四训》讲透、讲得让人信服，绝非易事。我二十年前便读过这部经典，它收录了明代袁了凡的四篇文章——《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功》《谦德之效》，核心是劝人止恶积善，其中最独特的《立命之学》，更是详细记录了袁了凡通过行善改变自身命数的过程。
袁了凡15岁时，曾被人精准算出一生命理，后续事事皆应验，这让他对人生彻底失去期待，不再有任何幻想。直到37岁，他偶遇高僧指点，才开始通过行善积累功德，最终在子嗣、功名、寿命等方面，都打破了当初的命理预言。不同于民间文学和佛教册子里那些无从考证的因果故事，袁了凡及其家族的事迹有明确历史记载，这也让他的“行善改命”经历更具说服力。到了清代，《了凡四训》已成为善书经典，甚至流传至日本;晚清重臣曾国藩读完此书后，特意改号“涤生”，还将其列为子侄必读典籍。
近现代以来，不少人效仿袁了凡制作“功过格”，每日反省自己的善恶言行。但大多数人往往半途而废：要么遭遇几次“好心没好报”便心灰意冷，要么日子久了不见起色便彻底放弃。为何袁了凡的行善之路，普通人如此难以复制?米鸿宾老师的《非凡之道》，恰恰解答了这个核心问题。该书虽以《了凡四训》为切入点，却并未局限于对文本的简单评注，而是将视角投向袁了凡其人，以及孕育他的时代与家庭土壤，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袁了凡的行善，从不是盲目的“做好事”，而是建立在一种特殊学问之上——格物。
所谓“格物”，并非封建迷信，而是探究万事万物发展规律的学问，涵盖“格天”(观察天象、洞察周期)、“格地”(研判风水、把握空间)、“格人”(识人辨性、洞察人心)三大维度。作为《大学》儒学八目的首位，“格物”是古人认知世界的核心方式。北宋五子之一的程颢曾说：“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用现代话语解释，格物就是摸清人、事、物的本质规律，并实事求是地按规律行事，这其中蕴含着古人的理性智慧。缺少了格物的功夫，所谓的“行善”往往会沦为盲目的付出，最终事与愿违、伤人伤己。
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便是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正因他不懂“格人”，不识狼的凶残本性，才险些丧命。其实古人早已对人性规律、事物发展变化有过系统总结——相人典籍记录了面貌与性格的关联，《易经》则阐释了万事万物的变化法则。这些格物智慧，基于“天人合一”的理念，是古人对海量经验的总结提炼，堪称国学中的“真学问”。
袁了凡之所以能通过行善改命，核心就在于袁家深厚的格物传承。他的祖父袁顺被评价为“神于卜”，曾祖父袁祥精通天文、地理、历律，父亲袁仁更是著有《大易法》，深耕易学研究。受家庭熏陶，袁了凡本人不仅精通天文历法、卜居、相法、“三式”绝学(奇门、太乙、六壬)，还深谙医道。这种深厚的格物功底，让他在宝坻任知县时，展现出全能型技术干部的素养：修缮水利、筛选作物，造福一方百姓，被评为宝坻设县以来最好的县令;他更善于鉴人，能通过言行举止预判他人的科举仕途。
格物功夫，早已融入袁家的处事准则中。《庭帏杂录》(袁了凡兄弟对父母言行的回忆)记载，袁仁说话做事向来“留五分七分余地”。这正是格物智慧的体现：真正懂规律的人，绝不会做“满打满算”的事——因为一件事若需要拼尽全力才能推进，恰恰说明它缺乏自然发展的势能，强行为之只会适得其反。袁家懂格物，便有了一套务实的处事逻辑：不妄动、不过度，因此少碰壁、少结怨;善鉴人，便不会“看错人”“帮错人”;善断事，便不会有不切实际的预期，更不会做违背规律的“糊涂善举”。
遗憾的是，如今格物智慧早已被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我们的教育，一边向孩子灌输“劝善”的理念，一边却从未教过他们识人处事的本领。孩子们既不了解人性复杂，也不知道如何应对现实难题。只有少数底蕴深厚的家庭，会注重培养孩子的格物能力;大多数人只能在成年后，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慢慢摸索，建立贴合现实的认知。可若是被现实反复“捶打”，不少人的精气神很快就会被耗尽。古代教育是“格物与道德”双轮驱动，如今只剩道德这一个轮子，自然难以行稳致远。
连“格人”“格事”都如此困难，更别提“格天”(洞察时间周期)、“格地”(把握空间环境)的智慧了。这几年，不少企业家因错判经济周期背负巨额负债，而那些早早套现离场的人，却过得潇洒自在;有些老板待员工极好，可一旦误判行业趋势，也不得不面临裁员的困境。对政治、经济、人心的格物能力，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高度——无论是财富积累，还是身心健康。米鸿宾老师在书中提到邵雍的境界：仅凭杜鹃的叫声，便能预判王安石即将赴任、天下将有大变。这种洞察规律的格物功夫，着实令人向往。
也正因如此，“黑化”才成了当下的流行词。影视作品中的恶女角色被频繁翻案，并非观众认同她们的恶行，而是羡慕她们身上的“现实感”——懂规则、敢行动，更重要的是“能赢”。可抛开因果报应不谈，仅从理性角度分析，“黑化”也绝非正途：它不是对现实的全面认知，而是用一种单一的“狠辣”打法应对千变万化的世界，注定难以长久。所谓“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便是这个道理。
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当好人”，而是“只当好人”——只懂善良的道德准则，却缺乏洞察现实的格物能力。当我们的文化教育舍弃了格物这种培养感知力和判断力的学问，只一味劝人“行善”，本质上是在培养注定会碰壁的“糊涂人”。而糊涂的好人，终究要为自己的糊涂付出代价;付出代价后，便会开始质疑善良本身，最终难以坚守善念。
《如懿传》结局中，女主感叹“兰因絮果”。可实际上，若最终是“絮果”，当初便不会是“兰因”——不过是她误把“絮因”当成了“兰因”，从一开始就错判了现实。很多事情的失败，从来不是败在结局，而是败在开端的认知偏差。
《黄帝内经》有言：“上知天文，下至地理，中通人事，方可长久。”《庄子》也说：“美成在久。” 若真有心坚守善良、践行善举，不妨先补上“格物”这一课。唯有心明眼亮、不被表象迷惑，才能真正看清善恶的本质，找准行善的方式，把这条难走的路，长久地走下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散人懂四六 ，作者：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