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大的底气：苦练内功筑牢发展底盘
“面对不确定性，最大的确定性就是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这一基本方略，在近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愈发显现其价值。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风浪中站稳脚跟，核心就在于数十年如一日深耕制造业，将产业竞争力锻造成了最坚实的“压舱石”。这种竞争力不是谈判桌上谈出来的，而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是应对一切外部挑战的底气所在。今年中美五轮经贸谈判的背后，一组数据颇具说服力：汇丰环球投资研究发现，在美国发起“对等关税”后，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形成有效反制的国家，甚至对美出口关税反而呈现出一定优势。这直接促成了沿海部分出海企业的回流现象，而全年贸易出口顺差突破1万亿美元的亮眼表现，更印证了“有能力就有底气，有底气就有机遇”的朴素道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的“五个必须”中，“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压轴亮相，正是对这一发展逻辑的高度肯定——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最根本的应对之策。
二、发展的迷思：供给过剩背后的方式之困
办好自己的事，既要巩固既有优势，更要破解当下的发展瓶颈。此前讨论消费问题时，我们曾提及“竞争性内卷导致实物消费额增长乏力”的现象，而近期的一系列实地见闻，让我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当前经济的核心矛盾，或许并非单纯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端外延式扩张的发展模式与市场承载力之间的严重失衡。在广州天河区，一家经营十余年的大型商业广场，凭借精细化管理和ACG主题街区“码农立方”的创新运营勉强维持不错业绩，但月租金长期停留在每平米100多元的水平——根源在于周边不断涌现的新商场形成了激烈竞争，直接压抑了租金上涨空间。更值得关注的是，与该广场隔路相望的两家高端商业广场仍在招商，其中一家定位轻奢路线，月租金瞄准三四百元，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无疑面临巨大挑战。这就像一桌早已吃饱的客人，后厨仍在源源不断上菜，完全忽视了市场的“消化能力”。
商业地产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供给过剩的普遍缩影。在上海，一位商业地产租赁机构高管透露，尽管新消费、AI、新能源等行业仍在扩张办公面积，今年二季度甲级写字楼净吸纳量达数万平方米，但新增供应量的爆发式增长，还是让空置率持续攀升、租金不断下滑，部分区域空置率已突破20%的国际警戒线，个别板块甚至超过50%。产业园市场同样不容乐观，即便是长三角核心城市的产业园，出租率也已降至70%多。
这种过剩背后，是发展方式的深层错位。一方面，存在严重的供需错配：中小制造企业亟需3到5亩的生产空间，却面临园区20亩、30亩起的出让门槛，且难以达到地方政府的投资强度和税收要求；另一方面，是缺乏约束的扩张冲动：前几年多地大规模出让商办用地、盲目上马产业园项目，如今这些项目集中竣工，便形成了对市场的巨大压力。尽管上海等城市已开始控制商办用地出让、推行“弹性年期出让”等灵活供地方式，但仍难以扭转整体过剩的局面。
携程联合创始人梁建章关于“减少内卷”的演讲，精准点出了这一困境：很多行业的需求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供给增长速度，企业即便扩大生产、降价促销、提升效率，也难以创造额外需求，反而陷入“价格越低、盈利越难”的恶性循环。以旅游行业为例，去年国内旅游人数仅“温和增加”，但酒店、景点等供给增长达两位数，最终导致行业交易额几乎零增长。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问题归咎于“有效需求不足”，却忽视了供给端的盲目扩张。事实上，消费作为慢变量，其增长速度本就相对平稳，若供给端不加以控制、不优化结构、不出清低效供给，即便出台再多刺激消费的政策，民众的消费能力也难以跟上供给扩张的步伐。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中国企业陷入“亏损也要打价格战”的怪圈，秉持“看谁能熬到最后”的非理性逻辑，这正是供给端缺乏市场约束的典型表现。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有市场才生产”，适度过剩是常态，但绝不能走向“不管有没有市场都盲目扩张”的歧途。
三、破局的关键：从“物本主义”转向“人本主义”
供给过剩的背后，是“重投资于物、轻投资于人”的发展导向失衡。当地方政府的注意力过度集中在大项目、大工程、大企业上，陷入“物本主义”的路径依赖，就会忽视普通人的真实需求，最终导致供给与需求的严重错配。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正是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为转变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这种“物本主义”的导向，带来了多重问题：一是物的投资过于超前且缺乏规划，一任领导一轮扩张，不少项目沦为低效甚至无效资产，过高的负债和维护成本最终挤压了对人的投资；二是投资于物时忽视以人为本，有的城市搞水系只图美观却导致雨天积水，有的道路修得宽阔却忽视地下管网建设，有的公共场馆外表华丽却缺乏对残障人士的关怀，这些都背离了公共设施的本质初衷；三是资源浪费与风险隐患并存，“拉链工程”、建设中的腐败现象时有发生，不仅造成公共资源的流失，更埋下了安全隐患；四是对“沉默的大多数”需求的忽视，大项目、大企业优先的导向，让普通人、中小微企业的细碎需求被边缘化，最终导致真实需求难以被激发。
事实上，人的需求中蕴藏着无限的供给机会，只是这些需求往往是细碎的、微观的、不显著的，需要地方政府放下对大项目的执念，真正沉下身子去发现。如果地方领导能像对待招商引资那样，常态化关注凌晨露天劳务市场的农民工、带着孩子在精神卫生中心就医的妈妈、风雨中穿行的灵活就业者、农村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被拖欠款项的创业者、还不上房贷的普通人，就会对人的真实需求有全新的认知，进而找到供给优化的方向。
投资于人，绝非摒弃投资于物，而是要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在中国，基础设施等“物”的投资仍有空间，但这种投资必须以人的需求为导向，成为服务人的发展的工具。从经济角度看，“投在人脑中的钱比投在机器中的钱能够挣更多的钱”，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培训、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既能直接激发消费潜力，又能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芜湖的“畅聊早餐会”颇具启示意义：12月13日，市委书记与捏面人、做麻辣烫、开民宿、制铁画的8位普通创业者共进早餐，围绕文旅消费的在地表达、烟火质感等话题深入交流。这种下沉式的沟通，正是发现人的需求、挖掘投资于人机遇的有效方式。如果更多地方政府能建立这样的常态化沟通机制，深入了解普通人的急难愁盼，就会发现文化、审美、体育、健康、技能培育、心理建设等领域的巨大潜力——这些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才是永远不会饱和的真需求。
四、理性的预期：有期望更要去幻想
供给过剩带来的代价已然显现，尤其是那些前些年受房地产狂飙影响、加杠杆盲目投资扩张的地方，如今面临着巨大的债务压力。在此背景下，希望中央政府“兜底埋单”成为部分人的心理预期，但这种预期需要回归理性。我认同中央政府应利用信用高、负债少、优质资产多的优势，通过发行长期特别国债等方式帮助地方纾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积极有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优化债务重组和置换办法”，这种纾困的核心意义，在于解决地方拖欠企业账款的问题——只有还清历史欠账，才能重建契约精神，恢复企业对政府的信任，进而激发企业的投资信心。如果拖欠款问题不解决，却要求企业新增投资，无疑是缘木求鱼。
但我们必须摒弃“地方所有问题都由中央兜底”的幻想。这种幻想不仅会滋生道德风险，更会强化“缺乏约束、盲目扩张”的错误导向——若乱投资、过度投资的后果总能被兜底，地方政府就难以形成敬畏市场、敬畏规律的意识，未来仍可能重蹈覆辙。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有约束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适当的约束能避免犯下更大的错误，减少乱作为的空间。
对比2024年和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财政表述，这种“有约束的支持”导向愈发清晰：2024年强调“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而2025年则调整为“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这种中性表述既兼顾了赤字和债务管控要求，也表明财政政策不会走向“大扩张”的节奏，传递出明确的信号：中央会对地方的具体困难伸出援手，但不会为所有问题“慷慨埋单”，无论是房地产风险还是隐性负债，最终仍需地方在约束下主动破解。
结语：以“人本导向”走好自己的路
办好自己的事，核心在于转变发展方式；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在于实现从“物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跨越。围绕“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我们可得出四点核心认知：其一，投资于物要合规律、有约束。摒弃盲目扩张的冲动，以市场承载力为前提，以人的需求为导向，让每一项投资都能形成有效资产，而非低效包袱。
其二，见物更要见人。物是服务人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投资于物的过程中，要始终植入人的因素，从人的需求出发反推物的供给，避免“为了建设而建设”。
其三，见大人物更要见小人物。大项目、大企业是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普通人、困难群体的需求才是市场的根本底色。只有下沉到微观场景，才能发现真需求、培育新供给。
其四，坚守“人是目的”的本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都要围绕这一核心，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每一个人。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将持续，但只要我们牢牢把握“办好自己的事”的主动权，以“人本导向”优化发展方式，以理性约束破解供给困境，就一定能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作者：秦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