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780万听障者与1730万视障者构成了残障群体的核心部分。对他们而言，手机早已不是普通的通讯工具，而是连接世界的“感官延伸”：聋人妈妈靠它捕捉孩子的啼哭，盲人靠它在人群中辨认熟人。可现实是，主流的手机交互设计从未真正适配他们的需求，科技便利的阳光，总有照不到的角落。当AI技术迎来爆发式发展，这份被忽略的需求，终于有了被回应的可能。而这份回应的背后，是少数企业对“效率之外的世界逻辑”的坚守——科技不该只服务多数人，更该为少数人的平等权利托底。
无声世界的情感渴求：从“听见哭声”到“记住童言”
38岁的杜银玲早已习惯用上扬或下沉的尾音与人交流，这种独特的语调总让她被误认为“韩国人”。两岁时的一场过敏反应夺走了她的听力，即便佩戴助听器，世界于她仍是模糊单调的声波。手语是她的母语，丰富的面部表情与手势动作，是她表达喜怒哀乐的“语素”，也成了她与健听世界对话的壁垒。手机里的“vivo听说”软件，是她打破壁垒的钥匙：点咖啡、聊工作、接视频，语音转文字、文字转AI语音的功能，让她得以正常生活。可生活总有技术难以覆盖的缝隙：产检时医院的嘈杂让转写文字混乱，产房里禁止带手机只能靠纸笔交流，这些瞬间让她深刻体会到，无障碍需求远未被完全满足。
孩子的出生，让这份需求有了更炽热的情感内核。她渴望“听见”孩子的童言童语，遗憾错过孩子感冒时“鼻子要掉了”的俏皮话；她希望在商场“淘气堡”里，手表不再因所有孩子喊“妈妈”而乱震，只精准捕捉自己孩子的声音。杜银玲的渴求，不是个例。那位在B站镜头下卖鸡蛋仔的听障妈妈，把唯一的助听器给了女儿，最大心愿只是“听见孩子喊一声妈妈”；另一位听障妈妈则苦于无法用语言安抚厌烦手语的幼子。
这些来自生活的呼声，被vivo研发团队捕捉。他们意识到，听障群体的情感需求，远比日常沟通更迫切，而家庭场景正是无障碍产品的核心战场。2021年，在开源大模型尚未普及的年代，工程师贾杰带领团队开启了“婴儿哭声识别”功能的研发。市面上可用的啼哭数据寥寥无几，6万条采购数据清洗后仅剩4万条，团队只好发动员工在亲友家全天候录制，耗时一个多月补齐4000多条数据。
七个月后，这项准确率超96%的功能落地：婴儿一哭，连接手机的智能手表便会震动，效果远超同类产品。更重要的是，团队为这项功能预留了接口，敲门声、门铃声、烟雾报警声等关键声音，都能被精准识别。而杜银玲期盼的“只听自己孩子的声音”，则催生了更复杂的“自定义听声”功能——用户可设置2-6个关键词，一旦触发，手表便会提醒。这项被工程师称为“数据收集无边界”的开发，覆盖了海量中文汉字组合，最终成了听障者的“救命稻草”。
听障产品经理李柯男对此深有体会。大学时靠助听器和读唇听课，工作后总听不见同事喊自己，“自定义听声”功能让他不再因错过呼唤而尴尬。如今，团队更在挑战“声音记忆”的突破：通过声纹识别，在语音转文字时标注说话人身份。尽管目前准确率仅83%，但这已是行业内的首创，为听障者的沟通增添了更精准的维度。
手语翻译的突破：打破“人与人间的隔绝”
海伦·凯勒曾说：“盲分隔人和物，聋分隔人和人。”这句话道尽了听障群体的核心困境。杜银玲坦言，生活的不便远不及沟通障碍带来的孤立感：她说“西瓜病毒”时，旁人难以理解其实是“新冠病毒”；大学小组讨论时，低头的瞬间就分不清谁在发言，发言时总因错过上一句而茫然；那位听障外卖员一句“给我钱27元”的短信，因手语语序与汉语差异被用户误解为“冒犯”，实则只是他习惯了“先说重点”的表达逻辑。语言的隔阂，根源在于认知的差异。视障者与明眼人共享同一套语言体系，而听障者的手语的图像思维，与汉语的符号思维完全不同。手语里的“一个人去砍树”，是用手指模拟腿与树的动作，呈现一幅完整画面，与主谓宾结构毫无对应。更复杂的是，手语还有“方言”：“奶奶”可被演绎为皱纹、拐杖或发髻的手势，同一动作搭配不同表情表意迥异，甚至能被使用者自由创造。
2021年，不少听障用户向vivo反馈，希望手机能实现手语与文字的直接转译。这在当时被评估为“不可能的任务”：图像识别本就比语音识别难度更高，手语的序列识别（一套动作可拆分为50-80帧）更是让难度呈指数级增长，再加上“手语方言”的存在，技术壁垒难以突破。
可团队没有放弃。2023年，“手语翻译官”功能正式上线，实现了国家标准通用手语1200个词汇量内的双向转译，成为手机行业唯一的中文手语识别与合成应用。尽管“方言”问题仍未彻底解决，但聋协老师的一句话让团队备受鼓舞：这项产品或许能推动国家标准通用手语的普及。对听障群体而言，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手语作为一门语言的“地位认可”——正如杜银玲那位老师所说：“聋人地位低，不是因为受教育程度低，而是因为手语这门语言的地位低。”
无光世界的精准陪伴：从“有人描述”到“自主判断”
如果说听障者的困境是“人与人的隔绝”，视障者面临的则是“与世界的隔绝”。科学数据显示，人类83%的信息来源依赖视觉，视障者因缺乏视力，相当于损失了近九成的外部信息。过去，盲人“看见”世界的方式，依赖于他人的帮助——丹麦软件Be My Eyes连接全球志愿者，通过视频连线为盲人描述眼前的事物，这是当时最主流的解决方案。2023年，vivo将无障碍产品扩展至视障领域，推出“vivo看见”。借助AI图像识别技术，盲人无需依赖他人，就能“听见”周围的环境描述。可技术迭代初期，团队遭遇了困惑：明明技术升级了，用户却反馈描述“太啰嗦”，满是无关紧要的信息，找不到核心重点。
中国盲文图书馆副馆长、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何川的话，点醒了团队。52岁的何川是视障人士，手机里装着10多个AI识图软件，他直言：“绝大部分AI图像识别不是描述给盲人听的。”他打开一款软件演示，里面播报着“棕色桌子、维达纸巾盒、白色卫衣”，可这些颜色、品牌信息对他毫无意义。“盲人最需要的，是对行为有参考意义的信息。”何川说，在会议室里，他想知道有多少人、有没有熟人；在走廊上，他想知道门在哪里、离自己多远。
这正是明眼人与视障者的思维差异：前者关注“是什么”，后者关注“有什么用”。何川提出的描述逻辑，成了产品优化的核心：先定义场景（如“办公室”“餐厅”），再描述最近的物体（规避绊倒风险、评估安全），最后延伸中景细节。AI也对此反思：“人们需要的不是‘有一杯咖啡’，而是‘杯柄在右，小心烫’。”
作为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专业的首届学生，何川亲历了视障群体信息获取的艰难：早年盲文书出版受限，《红楼梦》只能看打乱叙事结构的节选版；智能手机刚出现时，盲人群体担心被时代抛弃，直到读屏软件诞生；2008年，他曾为验证码功能与大厂谈判，对方才惊讶于“竟然有盲人用户”，最终用手动开白名单的“笨办法”解决问题。
AI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它极大降低了电影解说旁白的制作成本，让盲人能及时跟上最新影片；它满足了盲人的尊严需求：旅行博主能分清洗发水与沐浴露，不再有尴尬时刻；咖啡师能靠它识别咖啡豆种类，拓展职业边界；更多盲人能自己取快递、找酒店房间、认出租车，摆脱了“处处麻烦他人”的愧疚感。在2025年vivo开发者大会上，受邀用户们超时分享自己的改变，言语间满是“不再是社会负累”的释然。
科技平权的本质：不是“背上去”，而是“搭梯子”
工程师贾杰至今记得在青藏遇到的听障孩子：那个孩子试用“无障碍通话”功能时，担心自己打字太慢让对方等待，觉得“不尊重别人”。这种小心翼翼的愧疚感，是许多残障人士的共同心结——他们害怕成为社会的负累，即便追求平等权利，也需在博弈中保持平衡。何川对此深有感触，他常年从事残障权益倡导，深知既要据理力争，也要避免过度维权引发报复性歧视，这既需要技术支撑，更需要公众认知进步。“最完美的办法不是你把我背上去、你把我抬上去，而是你给我创造个条件，让我自己走上去。”何川的这句话，道出了科技平权的核心。在vivo，无障碍项目被赋予了“不计成本”的优先级：没有商业闭环要求，不做全局投资核算，全公司最顶尖的技术团队全力支援。团队达成共识：对普通人而言，信息是辅助判断的工具；对残障人士而言，信息是决策的依据。无障碍对技术准度的极致要求，能倒逼团队探索前沿技术，而这些技术未来可迁移至更多场景——比如语音控制成为手机主流时，“vivo听说”的技术就能发挥作用。
这种技术能力正以开放的姿态传递价值：蓝心大模型的AI能力被开放给十余家无障碍产品公司，累计为他们节约400万成本；2025年残特奥会期间，vivo向所有获奖的听障、视障运动员捐赠搭载最新无障碍功能的手机，总价值超150万元。更重要的是，团队建立了与用户的深度连接——杜银玲所在的无障碍产品用户微信群，被戏称为“许愿池”。她反馈的“离线状态无法使用vivo听说”问题，几个月后就得到解决；何川提出的“会议场合人脸记忆识别”需求，vivo也成为首个实现的企业。
这些“许愿成真”的背后，是残障用户与企业的双向奔赴。由于无障碍产品选择稀少，残障用户的粘性极高，他们愿意陪伴产品成长，用最细节的反馈推动功能优化。而企业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残障用户的需求能精准指向技术痛点，他们的体验感知，远比健听人、明眼人更敏锐。
听障人士李柯男的转变，正是这种双向奔赴的缩影。加入vivo前，他在健听环境中长大，习惯察言观色，没听清时也会假装听见，点头附和。如今，他在包含两名听障者的团队中担任产品经理，负责可用性测试与用户调研。开会时同事会特意放慢语速，遇到无障碍问题时，他就是专家。这份工作让他发挥优势，创造价值，也让他逐渐打开自己，学会大方说出“我没听清，麻烦再说一遍”。
技术的突破从未停止，社会的包容仍需前行。2024年，“vivo声声有息公益计划”与全国20所特教学院合作，通过就业讲座为残障学生拓展职业选择——盲人不止能做按摩师，聋人不止能做外卖骑手，他们需要的只是更多信息渠道与公平机会。
残特奥赛场上的荣光终将落幕，但科技平权的革命永远在路上。当AI技术持续照亮无声与无光的世界，当企业与社会共同搭建起“自己走上去”的梯子，8500万残障人士的平等权利，终将在科技的温度中落地生根。这不是技术的附加价值，而是文明的基本底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正面连接 ，作者：浦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