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中国-中东北非》播客推出的《新德里视角：IMEC能否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抗衡?》专题，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推向全球地缘经济讨论的核心。在出海战略日益成为各国核心议题的当下，这条横跨三大洲的走廊不仅被西方解读为制衡中国"一带一路"的关键抓手，更折射出欧亚非出海通道重构的深层博弈。印度学界则跳出简单对抗框架，将其定义为"一带一路"的风险均衡工具，而中东多国的双重参与姿态，更凸显多边格局下出海合作的多元选择逻辑。
作为出海通道的新选项，IMEC的战略定位与"一带一路"存在本质差异，其核心逻辑围绕"供应链韧性"与"区域主导权"两大出海关键词展开。从跨国协作维度看，IMEC的核心诉求是破解传统出海通道的单一依赖困局——苏伊士运河堵塞、红海航运危机等事件反复证明，现有欧亚出海动脉的脆弱性已成为全球贸易的致命短板，而IMEC计划构建的"海运+铁路"多式联运网络，正是试图为商品出海提供冗余通道。从印度的出海战略视角看，这一走廊更是其打造"向西出海主导权"的关键载体：依托与中东的传统贸易积淀，印度意图在数字技术、绿色能源等新兴出海领域，建立一套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体系，在中美两极博弈中开辟独立的出海合作空间，最大化其在欧亚贸易中的议价能力。
但这条雄心勃勃的出海新通道，自诞生起就深陷地缘政治的漩涡，面临多重现实梗阻。2023年10月爆发的加沙战争，直接重创了IMEC的核心枢纽布局——以以色列海法港为关键节点的地中海衔接段进度停滞，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民意反弹更让合作氛围雪上加霜。从出海通道的可持续性来看，潜在风险更不容忽视：伊朗担忧被排除在主流出海网络之外，埃及警惕苏伊士运河的航运收益被分流，土耳其则不满自身欧亚枢纽地位被弱化，这些国家的态度摇摆可能直接影响通道的完整性。更关键的是，出海通道建设所需的巨额资金尚无明确着落，多边协调机制的缺失，让这一跨区域项目沦为"各自为战"的碎片化推进状态。对于志在通过IMEC彰显大国领导力的印度而言，能否破解这些难题，直接决定其向西出海战略的成败。
【播客核心对话实录：解码IMEC的出海逻辑与现实挑战】
主持人乔纳森·富尔顿(《中国-中东北非》播客主持人)：新德里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近期发布的IMEC专项报告引发广泛关注，今天我们邀请到报告作者——印度前外交官纳夫迪普·苏里与ORF战略学者卡比尔·塔内贾，共同探讨这一走廊对欧亚出海格局的影响。首先想请苏里大使阐释，IMEC作为一条新型出海通道，其诞生的背景与核心特征是什么?
纳夫迪普·苏里(印度外部关系研究所访问学者，前埃及、阿联酋大使)：IMEC的核心支撑是地缘政治与出海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其直接契机源于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带来的区域合作窗口。正是这一协议打破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壁垒，为后续"I2U2"(印度、以色列、阿联酋、美国)机制的建立奠定基础，而IMEC正是这一机制下互联互通合作的升级产物。2023年9月G20新德里峰会期间，美、印、欧、海湾多国共同宣布推进该项目，标志着这一跨区域出海通道正式进入议程。
尽管加沙战争带来了短期冲击，但核心参与国的出海合作意愿并未消退：2025年2月莫迪访问阿联酋时，双方重申了走廊建设承诺;法国专门任命IMEC专员，希腊则热切期待比雷埃夫斯港接入通道网络，这些都印证了项目的长期吸引力。与传统出海通道不同，IMEC的核心特征是"面向未来的多元出海生态"，而非单一的货物运输线路。其战略支柱涵盖四大维度：一是印度西部港口与海湾地区的海运衔接，构建基础出海通道;二是可再生能源电网互联，契合全球绿色出海的趋势，这与印度倡导的"同一太阳，同一世界，同一电网"理念高度契合;三是布局绿色氢能等新兴能源贸易，抢占未来能源出海的制高点;四是搭建安全的数据互联网络，破解当前海底光缆依赖中国的困境，保障数字经济时代的出海数据安全。
乔纳森·富尔顿：您强调了IMEC的前瞻性，尤其是聚焦后碳氢化合物时代的转型需求。卡比尔先生，报告中重点提及交通、数字化、能源三大互联领域，这些领域如何支撑IMEC的出海功能落地?
卡比尔·塔内贾(ORF战略研究项目学者，专注印度-西亚关系)：核心逻辑在于整合各国现有出海资源，而非从零构建。当前参与国在各自领域都有成熟的本土布局——印度的西海岸港口升级、沙特的铁路网络建设、阿联酋的数字贸易平台，IMEC的初期目标就是将这些碎片化的项目串联起来，形成协同的出海网络。与印度此前参与的南北交通走廊不同，IMEC现阶段不追求"大而全"的单一焦点，而是先完成基础联通的磨合，比如探讨印度西海岸港口与海湾国家铁路网络的对接标准，测试货物转运的效率与可行性。
这种"先整合再升级"的思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项目落地的难度，但也导致当前缺乏统一的合作框架。从出海实践来看，目前尚未形成跨区域的资金池与协调机制，各国仍在以双边合作的形式推进相关工作，这也是IMEC作为出海通道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
乔纳森·富尔顿：中东地区对印度的出海战略而言至关重要，您如何看待印度在该地区的出海合作接受度?这种接受度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纳夫迪普·苏里：印度与中东的出海合作根基，源于数世纪的贸易积淀。从古代的香料贸易到近代孟买对海湾地区的经济辐射，再到1967年前印度卢比在该地区的流通，双方的经济关联从未断裂。过去几十年，三件关键事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联系，为IMEC的推进创造了条件：一是海湾国家石油繁荣带来的经济增长，既为印度商品提供了广阔市场，也吸纳了800万印度侨民，形成了稳定的经济纽带;二是中东国家对印度经济潜力的认知转变，越来越多的海湾国家意识到，绑定印度这一增长引擎，是实现其经济多元化、摆脱石油依赖的关键，这与他们的国家发展愿景高度契合;三是印度在区域安全领域的净贡献提升，尤其是印度海军在印度洋的反海盗行动，保障了海湾国家的能源出海通道安全，让其对印度的信任度显著提升。
从具体数据来看，阿联酋已成为印度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突破800亿美元，即将迈入千亿级别，这一规模甚至超过印度与多数G7国家的贸易额。沙特的对印贸易也呈快速增长态势，且两国在能源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这种务实的利益绑定，让中东国家对印度的出海合作持开放态度，莫迪政府十年内七次访问阿联酋的高频外交，也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合作基础。
乔纳森·富尔顿：作为IMEC出海通道的关键枢纽，以色列的角色备受关注，但加沙战争让这一布局面临挑战。从出海通道的经济可行性来看，资金问题是绕不开的坎，各国在融资方面的进展如何?
卡比尔·塔内贾：资金问题确实是IMEC推进的核心瓶颈，目前各方仍在探讨阶段，尚未形成明确的融资方案。讨论的核心方向是"多元融资+项目整合"，即不追求单一的跨国融资平台，而是将各国现有的优质项目纳入IMEC框架，通过双边或小多边合作解决资金问题。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降低融资难度，比如印度与阿联酋的虚拟贸易走廊项目，就通过政府间框架协议实现了初期推进。
从区域合作氛围来看，《亚伯拉罕协议》仍是IMEC的重要支撑，尽管加沙战争带来了冲击，但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的人员往来和合作并未中断，这为后续通道的重启保留了空间。不过客观来看，2023年10月以来的地缘动荡，确实让资金方的态度趋于谨慎，短期内融资进度可能会放缓，但长期来看，基于出海通道多元化的需求，各方的合作意愿仍在。
乔纳森·富尔顿：最后想聚焦中国视角，西方普遍将IMEC视为"一带一路"的竞争对手，您认为这种对比是否合理?从出海合作的本质来看，两者的差异在哪里?
卡比尔·塔内贾：将两者简单定义为"竞争对手"，其实是一种简化的认知，更符合媒体的叙事需求，但不符合实际的出海合作逻辑。对于多数中东国家而言，参与IMEC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出于风险均衡的考量——作为"一带一路"的参与国，他们通过IMEC拓展另一条出海通道，本质上是为了降低对单一合作框架的依赖，这是多边贸易时代的理性选择。
从核心目标来看，两者的差异更为明显："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全球化的互联互通，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全球出海动脉，覆盖范围更广、参与主体更多元;而IMEC则聚焦于特定区域的出海网络优化，核心是服务于印度、中东、欧洲的三方利益，打造一套符合其自身规则的区域贸易体系。在中美两极博弈的大背景下，印度、沙特、阿联酋等国更希望通过IMEC这类项目，开辟独立的出海合作空间，而不是陷入非此即彼的对抗中。这种定位，决定了IMEC更可能是全球出海格局的补充，而非直接替代。
【延伸阅读：IMEC出海通道的起源、进展与未来挑战(2023-2025)】
(文/Afaq Hussain&Nicholas Shafer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编译/文化纵横新媒体)
▍起源：地缘需求驱动的出海通道革新
IMEC的诞生，源于全球出海通道格局的深刻变革与区域合作的现实需求。其核心发起方美、印、海湾国家、欧盟，均有明确的出海战略诉求：美国希望通过该项目重申在欧亚贸易中的主导权，印度致力于推进"向西行动"战略、拓展西部出海通道，海湾国家则寻求依托通道实现经济多元化，欧盟则期待破解能源进口与商品出口的通道依赖。2023年G20新德里峰会期间，印度、美国、阿联酋、沙特、欧盟等多方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启动IMEC项目，以色列、约旦虽未签署协议，但因路线规划被纳入核心参与范围，希腊则成为欧洲端的积极推动者。
连接海湾合作委员会港口与东地中海的核心IMEC运输走廊
这一通道的规划，与多重区域发展趋势高度契合：《亚伯拉罕协议》打破了阿以合作壁垒，为通道的中东段衔接创造了条件;沙特"2030愿景"、阿联酋"2031愿景"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与IMEC的铁路、港口布局形成互补;印度将IMEC纳入2024年大选纲领，进一步强化了项目的政治优先级。
▍核心依据：传统出海通道的脆弱性倒逼革新
现有欧亚出海通道的高风险，是IMEC得以推进的核心现实依据。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等关键咽喉要道的不稳定性，已成为全球贸易的重大隐患。2023年胡塞武装袭击红海航运后，经苏伊士运河的集装箱运输量锐减90%，船舶通行量下降60%以上。作为全球贸易的核心动脉，苏伊士运河承载着全球12%-15%的贸易量、30%的集装箱运输量以及40%的欧洲贸易额，其通行受阻直接导致全球供应链紊乱——从印度西海岸到荷兰鹿特丹的集装箱船，需绕行6500公里的好望角，额外增加70-75万美元燃油成本，航程延长20天。
能源出海的安全需求更凸显紧迫性。印度作为全球第三大石油进口国，59%的化石燃料依赖海湾进口;欧洲在俄乌战争后加速能源进口多元化，而红海危机导致苏伊士运河日均油运量从790万桶骤降至340万桶，全球12%的石油运输面临中断风险。IMEC的能源通道布局，正是为了破解这一困境，同时兼顾可再生能源的跨境贸易需求。
▍现状：双边推进为主，核心瓶颈待破
2023年以来，IMEC虽未举行多边正式会议，但双边合作推进态势明显，其中印度-阿联酋段进展最快：2024年3月两国签署政府间框架协议，9月启动虚拟贸易走廊，监管接口系统(MAITRI)的开发有望实现贸易通关的一体化。沙特则依托"2030愿景"，推进红海沿岸港口与铁路建设，2025年4月莫迪访沙期间，双方再次确认IMEC合作承诺。
欧洲端的推进也呈现积极态势：法国、意大利先后任命IMEC特使，希腊、意大利、法国依托各自港口优势，积极对接通道欧洲段布局;德国则试图将IMEC与"三海倡议"衔接，扩大中东欧地区的参与度。美国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也将IMEC列为美印战略优先事项，为项目提供政治支持。
但核心瓶颈仍未突破：连接沙特-约旦-以色列的铁路枢纽段因加沙战争陷入停滞，多边融资机制尚未建立，伊朗、埃及、土耳其等国的态度摇摆也为项目增添不确定性。为规避风险，沙特近期提出经埃及蒂朗海峡的替代路线，阿曼则有望成为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辅助通道。值得关注的是，各方已开始探讨将IMEC与加沙战后重建结合，计划通过通道为加沙提供物流支持，推动约旦河西岸经济发展，这可能成为打破僵局的新突破口。
未来：政治意愿与机制缺失的博弈
IMEC的未来，取决于多边政治意愿与机制建设的平衡。当前参与国的合作意愿仍在，交通、能源、数字化领域的双边进展，为项目保留了推进势头。但要实现从"双边协作"到"多边协同"的跨越，仍需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建立高层协调机制，统筹各国的出海通道规划与标准对接;二是明确融资方案，吸引公私资本参与;三是化解区域地缘矛盾，争取伊朗、埃及等国的理解与参与。若这些问题无法解决，这一雄心勃勃的出海通道项目，可能难以突破"碎片化推进"的困境，无法充分释放其战略价值。
【编后记】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之二十八，原载于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标题为"The View from New Delhi:Can IMEC Rival China’s Belt and Road?";延伸阅读节选自《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地缘政治不确定时代下的互联互通》。篇幅所限有所删编，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5年第56期 总第276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罗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