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统计数据触目惊心：2022年，全球15至49岁成年人中，新发梅毒感染者达800万例，同期新增先天性梅毒病例70万例，引发39万例不良妊娠结局。作为对比，当年全球新增HIV感染者约为130万——这意味着，梅毒的新发感染规模已远超HIV，成为全球传播最迅猛的性传播疾病之一。
全球范围内的疫情反弹，让这种几乎被遗忘的疾病重新走进公众视野。2026年春节前夕，“日本梅毒病例攀升”登上热搜，据1月最新数据显示，日本梅毒感染率已处于近十年高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而在美洲，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24年1月的报告显示，美国梅毒病例已创下十多年来的最高纪录，2022年报告病例超20.35万例，较2018年近乎翻倍。欧洲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英国梅毒发病率在2020至2021年间骤升8.4%，疫情扩散速度超出预期。
中国的梅毒疫情同样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且反弹幅度尤为显著。2025年，中国疾控中心报告的梅毒新发病例突破64万例，不仅稳居乙类传染病发病数量第二位（仅次于病毒性肝炎），较2023年的53万例更是增加了10万例。这一数字，与60年前形成了鲜明对比——上世纪60年代，中国曾凭借强有力的公共卫生举措，一度“基本消灭”梅毒，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史上的一段佳话。
令人费解的是，梅毒并非难治之症。在多数病原体纷纷产生耐药性的今天，梅毒螺旋体却显得“格外迟钝”，对青霉素类药物依然高度敏感。诞生于上世纪中叶的苄星青霉素，至今仍是治疗早期梅毒的特效药，能轻松将绝大多数早期感染扼杀在萌芽阶段。既然治疗手段成熟，为何梅毒不仅未被根除，反而不降反升，成为困扰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顽疾？答案，藏在它的“狡猾”特性与社会变迁的交织之中。
一、“伟大的模仿者”：梅毒的隐匿式传播陷阱
梅毒的难缠，首先源于它极强的隐匿性，这也让它获得了“伟大的模仿者”这一绰号——其早期症状与感冒、湿疹、过敏等常见病症高度相似，极易被忽视、被误诊，为它的传播留下了可乘之机。美国CDC性传播疾病预防部门主任莱安德罗·梅纳（Leandro Mena）曾坦言：“15到20年前，我们一度以为即将根除梅毒，但如今的发病率，是过去二十年从未见过的。”这种隐匿性，贯穿于梅毒感染的全过程。梅毒的传播途径与HIV高度一致，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传播，其中性接触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感染初期，梅毒螺旋体会从接触部位入侵，形成典型的皮肤病变“硬下疳”，但此时无其他任何不适症状，即便不治疗，一期梅毒也会自行消退，给人“自愈”的错觉。
在一期症状消退后的4至10周，二期梅毒会悄然来袭，引发皮肤皮疹和全身轻微不适，但这些症状同样会在3至6周后自行消退，随后患者进入长达数年甚至十多年的潜伏期。潜伏期内，患者外表与常人无异，无任何症状，但仍可能携带病毒并传播给他人。最终，约15%至40%的患者会发展为三期梅毒，出现器官损伤、神经系统病变，甚至危及生命。
更值得警惕的是，梅毒与HIV存在“协同传播”效应——梅毒患者感染HIV的风险会显著增加；而对于孕妇而言，超过一半的梅毒感染者会出现自然流产或死产，先天性梅毒患儿不仅可能面临严重的、不可逆的后遗症，婴儿死亡率更是超过50%。多年来，在公众对HIV的恐慌情绪掩盖下，梅毒始终在“低调蔓延”，最终形成如今的爆发态势。
追溯梅毒的全球传播史，其蔓延与大航海时代密不可分。一般认为，梅毒起源于美洲，哥伦布船队的航行将其带向全球。中国对梅毒的记载始于明中后期，外国商船将其传入东南沿海地区，当时被称为“广疮”或“杨梅疮”。而在全球范围内，它曾被各国相互“推诿”命名——英国人叫它“法国病”，法国人叫它“那不勒斯病”，俄国人叫它“波兰病”，这种分歧背后，正是它作为外来传染病的全球传播轨迹。
二、60年沉浮：从“基本消灭”到卷土重来的背后
中国梅毒的反弹，堪称一场公共卫生领域的“逆袭”悲剧。上世纪50年代，中国开展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针对梅毒等性传播疾病实施严厉防控：关闭妓院、普及抗生素、培训“赤脚医生”开展性病筛查，一系列举措成效显著。1964年，时任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在全国科学讨论会上宣布，中国已基本消灭梅毒，医院门诊再难见到早期梅毒病例，此后中国经历了长达约20年的“无梅期”。这一平静在1979年被打破——我国报告了首例梅毒复发病例，卫生部随即建立性传播疾病监测系统，该系统于1987年正式投入运行，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从1989年至1998年，我国所有性传播疾病发病率均呈上升趋势，但梅毒的增幅尤为惊人，发病率激增20倍，而淋病仅增长2.6倍，梅毒的反弹速度远超其他性传播疾病。
此后，梅毒发病数持续攀升：1999年，全国梅毒报告病例8.04万例，年发病率6.50/10万；2009年，病例数增至32.74万例，发病率达24.66/10万；2019年，病例数突破53.58万例，是1999年的6.6倍，年发病率达38.37/10万，2004至2019年间，梅毒报告率年均增长11.88%。
图源：The Lancet而梅毒病例的主要增长群体，集中在两个被忽视的角落：男男性行为者和性工作者。2006年一项涵盖174项研究的系统性综述显示，这两个群体的梅毒患病率最高，增长趋势也最为显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评论一针见血：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快，财富集中在部分商人手中，而部分年轻女性缺乏经济来源，导致商业性产业的供需均大幅增长，为梅毒传播提供了温床。
污名化则加剧了疫情的蔓延。无论是性工作者还是男男性行为者，在传统语境中都容易受到歧视，这不仅增加了筛查难度，也让感染者不敢主动就诊、不敢向亲友披露病情，导致病毒在隐蔽中持续传播。上海一项针对男性流动人口的调查更能说明问题：在986名有性生活的男性中，14%有多个性伴侣，31%有婚前性行为，11.5%有商业性行为，而其中78%从未使用过安全套——安全意识的缺失，进一步放大了传播风险。
此外，社会结构的巨变也成为梅毒传播的“助推器”。中国城乡流动人口从1990年的5000万，增至2000年的1.2亿，2020年更是达到3.76亿，大量年轻人涌入城市，性观念快速转变，性伴侣数量增加，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梅毒的死灰复燃。
三、“没”毒的未来：防控之路任重道远
尽管梅毒疫情形势严峻，但并非毫无转机——近年来，中国梅毒发病趋势已出现逆转，防控成效逐步显现。2010年6月，我国发布《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2010-2020年）》，明确提出两大目标：到2020年，一期、二期梅毒年报告发病率呈下降趋势，先天梅毒年报告发病率控制在15/10万活产数以下。如今，这两个目标均已超额完成，2023年中国先天梅毒报告发病率降至6.3/10万，较2011年下降9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梅毒检出率居高不下，并非完全是疫情恶化，更与筛查范围的扩大密切相关。我国建立了梅毒全周期管理策略，艾滋病检测机构筛查、梅毒自检（SST）、术前及产前筛查等覆盖面不断扩大，2020年，中国孕妇HIV、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筛查率均达到99.9%，实现了全覆盖。
筛查普及的成效，从一组数据中可清晰体现：新发梅毒病例中，潜伏性梅毒的比例从2005年的32.01%上升至2020年的84.69%。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感染者在无症状阶段被发现，并及时接受治疗，有效阻断了病毒传播，也降低了发展为严重三期梅毒的风险。
不过，中国梅毒防控仍面临新的挑战——老年感染者比例持续上升。2005年，55岁及以上患者占新发梅毒病例的比例为14.74%，到2020年这一比例已升至40.09%。这一变化，与社会老龄化、人均寿命延长导致的性伴侣数量增加、离婚率上升，以及老年人安全套使用率偏低等因素密切相关，成为未来防控的重点方向。
放眼全球，梅毒对公共卫生体系的挑战依然严峻。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男男性行为者（MSM）的梅毒病例增幅持续走高，异性恋人群和新生儿的发病率也在不断上升。有研究指出，约会软件的普及让性网络变得更加复杂，而HIV暴露前阻断药物（PrEP）的广泛使用，导致部分人群安全套使用率下降，这些都成为梅毒高发的重要诱因。
相较于聚光灯下的HIV/艾滋病，梅毒所获得的公众关注，远不及它的实际影响范围。过去二十年间，人类在这种明明可防可治的传染病上屡屡“阴沟翻船”，核心原因在于重视不足、偏见未消。更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梅毒螺旋体结构复杂、善于逃避免疫反应，目前梅毒疫苗的研究仍停留在临床前阶段，短期内无法依靠疫苗实现快速防控。
梅毒的蔓延，从来都不只是一种疾病的传播，更是一面映照社会公共卫生能力与文明程度的镜子。它的存在提醒我们：唯有构建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扩大筛查与治疗覆盖面，摒弃对感染者的偏见与歧视，才能逐步遏制疫情蔓延，朝着“没”毒的未来稳步前行。这场与梅毒的较量，注定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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