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模型主导的AI技术加速渗透，文字类工作首当其冲成为被替代的核心领域——有观点预测，70%的秘书岗位将面临消失风险。这一预判瞬间点燃全社会的就业焦虑：技术迭代的浪潮中，失业潮是否真的无可避免?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产业变革，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提出了一套颠覆性的破局思路，不仅重构了我们对AI与就业关系的认知，更勾勒出数字经济时代的财富分配与国家竞争新蓝图。
在曹和平看来，破解AI就业焦虑的关键，在于跳出“替代即失业”的固有思维，重新定义大模型的属性与价值分配逻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以大模型为代表的AI，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销售垄断”产品，而是具备“生产过程垄断”属性的公共品——其影响贯穿整个社会与产业体系，覆盖全场景、服务全社会，本质上应由全民共享其收益。但现实中，这类公共品的供给却由私人企业主导，这就形成了“生产端私人投入、收益端少数人独享”的失衡格局，也正是就业焦虑的核心根源之一。
要打破这一格局，首先需要厘清“生产过程垄断”的补偿逻辑。曹和平解释，与传统企业通过控制销售市场实现垄断不同，大模型的垄断的是“生产过程”——一旦完成研发生产，市场便会自然形成垄断格局，属于典型的自然垄断。对此，合理的监管与补偿机制应是：政府通过类似高新技术企业扶持的模式，对企业的生产投入进行针对性补偿，参照中美经验参数，政府与市场的补偿杠杆临界倍数约为2.7倍。也就是说，当企业投入1单位资源，获得2.7倍补偿后，便不应再通过垄断地位攫取超额收益，其合理报酬率应控制在15%左右，剩余收益需回归社会、全民共享。
而AI替代带来的岗位流失，恰恰是收益全民共享的重要切入点。曹和平强调，大模型带来的替代的并非全部脑力劳动，而是其中的文字生产环节——这一替代场景已在多个领域显现。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为例，该院原本需配备12至17名文字类工作助手，分布在各个职能办公室，如今70%的文字工作可由大模型完成，虽未出现实质性裁员，但岗位替代趋势已不可逆转。这种现象并非个例，在中学、政府部门、传媒、银行等所有文字工作集中的领域，类似的替代正在发生。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一轮AI替代打破了“技术进步必然创造更多岗位”的传统认知。曹和平结合实例分析，北京华为总部周边曾有大量外卖骑手，某报社信息中心布设的500多台智能报投机器人，仅需1名前外卖骑手带领十五六位工作人员即可完成全部运营管理——虽然新增了15个数字报纸相关岗位，但被替代的外卖岗位数量远多于新增岗位。短期来看，AI替代的岗位规模已明显超过其创造的岗位规模，若长期累积，可能导致社会就业岗位绝对数量减少，尤其对年龄较大、数字技能薄弱的劳动者而言，被甩出就业市场的风险显著提升。
协作机器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工作场景里
但曹和平认为，这种变化并非“帕累托恶化”，反而可能带来福利经济学层面的改进——岗位减少的同时，社会整体闲暇时间增加，若能为“闲暇”赋予经济价值，便能实现新的平衡。而这一价值的核心载体，正是我们每个人在使用手机、大模型时产生的数据。“人们在消费数字产品的同时，也是数字生产者”，曹和平提出，通过为每个自然人建立专属数字资产账户，将个人产生的数据经过确权、入表、评估等标准化流程，转化为可量化、可流转的“高能资产”，就能让被AI替代的劳动者获得超额补偿——被裁撤的70%岗位劳动者，甚至可能拿到远超70%的收益。
这一构想的落地，需要一套全新的数字资产核算体系作为支撑。曹和平指出，当前我们依赖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20世纪30年代由西蒙·库兹涅茨和科林·克拉克提出、70年代在全球推广的传统体系，已无法适配大模型时代的发展需求——国家统计方法、企业会计报表、证券银行财税体系，都需要围绕数字资产进行重构。而构建这套新体系的核心，是推动数字资产“入库、评估、确权、立表、授信、增级、回购、担保、托管、置换”的全流程规范化，并纳入法律与会计体系管理，让个人数据真正成为可带来持续收益的资产。
数字资产收益生产的全过程都需要进入核算
数字资产的流转与增值，最终将指向数字货币的革新。曹和平抛出大胆构想：在中央层面组建由网信办牵头，联合人民银行、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的“数字资产账户管理办公室”，负责数字形态M0货币的发行;人民银行则转型为监管者，负责平衡超算中心M1数字货币与商业银行M1数字货币的流通。这一模式下，每一家超算中心可获得M1数字货币牌照，发行专属数字M1，实现数字资产与银行体系的闭环管理。
这一逻辑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借鉴了我国80年代价格双轨制改革的经验——通过传统货币与数字货币双轨并行，逐步实现并轨，最终形成适配数字经济的单一货币体系。曹和平以商汤科技为例，解释了这一体系的落地关键：商汤投入超500亿元搭建大模型公共平台，却因卡在AIDC(智算中心)迭代环节难以盈利。未来，需推动智算中心从2.5代升级至3.0代，从单纯的算力供给中心，转型为能将个体数据贡献转化为数字资产的价值创造中心，让数据贡献者实现收益平衡，避免成本收益倒挂。
在国际竞争层面，数字货币的布局更是刻不容缓。曹和平以USDT(泰达币)的合规化为例，特朗普政府通过要求其披露储备、将资产存入美联储，实现了稳定币与美元的1:1锚定，推动加密货币纳入官方货币管理体系，仅去年10月就有2.6万亿美元稳定币汇聚于纽约和香港，形成巨大的规模效应。反观我国，过去5—7年经济增速、出口规模均优于美国，通胀水平更低，人民币却出现约12%的贬值，这种汇率损失不应在数字货币领域重演。
他强调，我国必须构建自主的稳定币体系，在数字货币的生产与交易环节主动布局，否则将错失巨大的财政收入机遇——仅此次2.6万亿美元稳定币中的1.3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就约10万亿元，相当于我国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而一旦数字资产账户体系与数字货币发行机制落地，依托中国数字经济的增速优势，我国经济规模有望达到美国的两倍甚至三倍，在数字货币领域实现对美国的追赶与反超。
综上，AI带来的并非不可逆转的失业潮，而是一场生产方式、财富分配与社会治理的全面革新。当个人数据成为“高能资产”，当数字货币实现规范化流转，当公共品收益回归全民，被AI替代的岗位将转化为新的财富增长点——这不仅是应对技术变革的突围之路，更是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抢占先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底线思维，作者：曹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