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看似单一的企业内部控制权之争，实则是中国创新药行业发展转型的缩影。当国内多数创新药企仍在为融资续命、临床推进苦苦挣扎时，锐格医药凭借两笔现象级全球BD授权交易，快速积累近10亿美元流动资金，率先实现商业化现金流闭环。但巨额财富的落地，并未成为企业腾飞的基石，反而引爆了创始团队、管理层与投资机构之间的核心矛盾，抛出了整个行业亟待解答的终极命题：当创新药企真正赚到钱，是坚守研发初心、冲击世界级药企格局，还是落袋为安、终结创业征程？
两笔顶级BD交易，铸就新锐药企高光传奇
锐格医药的崛起，是中国创新药海外授权（License-out）浪潮中的标志性案例。2018年，曾任职于辉瑞的邱夏杨、钟敏二人携手创业，依托成熟的海外研发视野与技术积累，扎根前沿靶点创新，搭建起全球化研发体系，短短数年便跻身国内创新药新锐梯队。2021年，成立仅三年的锐格医药完成首次重磅海外授权，将一款临床前阶段的GLP-1创新药物授权给跨国药企礼来。这笔交易以5000万美元首付款落地，整体交易总额最高可达15.5亿美元。在当时的国内创新药市场，单笔超15亿美元的License-out交易屈指可数，锐格医药凭借这一突破，从无人知晓的初创企业一跃成为行业黑马。
2024年，锐格医药再度刷新行业纪录，将自主研发的新一代CDK抑制剂授权给基因泰克，仅首付款就高达8.5亿美元，再度登顶中国创新药单次BD授权首付款峰值。两笔接连落地的顶级交易，让锐格医药彻底摆脱初创药企的融资依赖困境，账上现金流持续充盈，成为国内极少数实现自我造血、无需持续股权融资的Biotech企业。
极致的快速成功，也为后续的内部分裂埋下伏笔。当企业摆脱生存危机，“如何发展”的理念分歧，逐渐取代“如何活下去”的共同目标，成为团队博弈的核心。
同甘易共苦难：巨额分红引爆企业控制权大战
锐格医药采用国内创新药企典型的“开曼控股+美国研发+中国运营”全球化架构，控股平台CARD BioSciences集中承载创始团队与投资机构股权，邱夏杨、钟敏均为核心决策层成员，其中创始人邱夏杨持有CARD董事会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投资机构则通过董事会参与企业治理，权责架构清晰却暗藏制衡隐患。2026年，随着两笔重磅BD交易资金全部到账，锐格医药流动资金逼近10亿美元，核心管理层与股东彻底实现财富自由。但财富兑现的节点，也成为企业发展理念的分水岭，两大核心阵营的分歧彻底公开化。
以邱夏杨为核心的研发派，坚守长期主义的创新初心。他曾明确表示，锐格医药自成立之初便锚定世界级创新药企定位，深耕全球最难靶点、布局全球市场是企业不变的战略。在他的规划中，BD授权绝非创业终点，而是企业迭代升级的起点。彼时公司已有30款候选药物在研，半数处于早期发现阶段、半数推进至临床阶段，持续投入研发、完善产品管线、冲击Big Pharma格局，是企业的核心发展方向。
而钟敏与一众投资机构组成的兑现派，则秉持务实的商业逻辑。对产业资本而言，基金存在明确的生命周期，向LP兑现投资回报是核心诉求。自2018年入局以来，资本已陪伴企业走过八年持续投入期，在企业终于实现大额现金流落地后，锁定收益、分红离场，是符合资本市场规律的合理选择。在他们看来，巨额研发投入风险未知，即便十亿资金全部投入管线，也未必能确保商业化成功，落袋为安远比未知的长期愿景更稳妥。
2026年5月底，这场理念分歧彻底激化。CARD董事会正式决议，向全体股东分配4.28亿美元巨额股息，首批1亿美元资金已完成从锐格医药到控股平台CARD的划转。关键时刻，邱夏杨行使一票否决权，叫停本次分红，已划转资金原路退回，彻底触怒兑现派阵营。
矛盾迅速升级为全方位的权力争夺。7月初，邱夏杨被强制要求离开休斯敦办公区，美国区总裁朱晓天被调离波士顿办公室；CARD董事会随即发布公告，以邱夏杨违规推进研发项目、擅自设立美国总部、签署劳动合同为由，暂停其一切职务，由钟敏全面接管集团运营管理权。随后，钟敏团队启动财务权限清算，向各大合作银行发函，取消邱夏杨的账户签字权限，彻底切断其财务管控渠道。
面对夺权变局，邱夏杨选择以司法手段反击，于7月15日正式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在诉状中披露多项争议问题，涵盖税务申报不规范、企业信息安全漏洞、疑似违规安装监控监听设备等多项争议，让这场创始团队内讧彻底公开化、司法化，成为中国创新药行业罕见的、有完整司法文书佐证的控制权纠纷案例。
个案背后的行业变局：中国Biotech迎来终极考验
锐格医药的分裂，看似是企业个案的人事与利益纠纷，实则是中国创新药行业迭代的必然缩影，折射出整个Biotech赛道的结构性转型困境。回溯行业过往十年，国内创新药企的发展路径高度统一：依靠一级市场股权融资支撑研发，持续推进药物临床试验，最终以IPO上市实现资本退出。彼时行业整体处于“从零到一”的攻坚阶段，所有企业的核心目标高度一致——突破技术壁垒、做出合规创新药，团队与资本目标统一、利益趋同，极少出现大规模内部分歧。
但近两年来，行业环境发生根本性变革。一级市场生物医药融资持续降温，IPO审核节奏收紧、上市难度大幅提升，传统融资上市的发展路径逐渐受阻。与此同时，海外授权（License-out）成为国内Biotech快速变现、获取稳定现金流的核心渠道。据国家药监局披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License-out交易总金额突破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
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药企，首次摆脱“烧钱续命”的困境，手握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的经营性现金流。随之而来的，是全行业无人规避的全新考题：盈利之后，企业该何去何从？
研发初心与资本诉求的矛盾、长期愿景与短期收益的冲突、创始人情怀与机构逐利的博弈，成为无数Biotech企业的共性难题。资金如何分配、股东与创始人利益如何平衡、董事会权责如何界定、研发投入与利润分红如何取舍，这些此前被融资压力掩盖的治理问题，如今全部摆上台面。
过去十年，中国创新药行业的核心挑战是技术突围——突破研发壁垒、实现从仿创到原研的跨越，做出真正的创新药物。而未来十年，行业的核心挑战已然转变为经营突围——在技术落地、现金流充裕后，搭建成熟的公司治理体系，平衡长期创新与短期资本回报，完成从“初创Biotech”到“成熟Big Pharma”的跨越。
锐格医药的纠纷并非孤例，而是行业转型的预警信号。未来，会有更多完成商业化变现的创新药企，面临与锐格相同的抉择。一场分红引发的内讧，揭开的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治理漏洞，更是中国创新药行业规模化、成熟化过程中，必须跨越的成长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