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资4950万元打造的智慧城市配套项目、作为曲靖“城市大脑”核心载体的“曲靖通”政务APP正式关停，这一事件不仅成为地方政务建设的典型案例，也让云南曲靖再度闯入公众视野。这座被官方定位为云南省域副中心、滇中城市群核心增长极的城市，再度引发舆论热议，而其背后暴露的，是一众省域“第二城”普遍面临的发展困局。
回望曲靖的发展轨迹，极具戏剧性的反差令人深思。2022年，“曲靖通”APP正式上线运营，彼时也是曲靖经济发展的巅峰之年，全市GDP达到3802.2亿元，创下历年新高。依托持续走高的经济数据，曲靖一度稳居云南经济第二把交椅，凭借亮眼的增速甩开省内多数城市，也为其大手笔布局数字化政务项目、加码城市基建提供了充足底气。
谁料巅峰之后便是拐点。自2022年起，曲靖经济增长戛然而止，总量不升反降、持续回调。即便2025年GDP回升至3777.6亿元，依旧未能赶超三年前的峰值，曾经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彻底褪去。从高速增长的“明星城市”到增速失速、项目烂尾，曲靖的滑落并非个例。放眼全国，广西柳州、四川南充、甘肃天水等多个被明确规划为省域副中心的城市，纷纷陷入发展瓶颈，GDP缩水、省内排名下滑、重大基建项目搁浅、产业发展乏力等问题集中爆发，一众老牌区域中心城市开启集体“掉队”模式。
作为云南重点培育的副中心城市，曲靖曾立下宏伟发展蓝图：计划2025年全面建成省级副中心城市，冲击5000亿、力争6000亿GDP体量，让经济总量占全省比重突破15%。在2019至2023年期间，曲靖确实交出了亮眼答卷，连续多年GDP增速大幅跑赢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发展势头迅猛，一度被视作云南县域及地市经济转型的标杆。
强劲的增长态势，让这座传统资源型城市急于摆脱煤炭产业单一依赖，开启激进的转型之路。当地全力押注光伏赛道，高调打造“世界光伏之都”城市名片，甚至突破常规审批流程，推行“先建后批、先建后审”的激进发展模式，试图借助新兴产业实现弯道超车。但盲目扩张的隐患很快爆发，统计造假问题被官方曝光，叠加全国光伏行业产能过剩、行业周期下行的外部冲击，曲靖的产业转型美梦骤然破碎。
2024年，曲靖GDP大幅缩水超300亿元，经济增速断崖式下滑。深耕四年、耗资不菲的“曲靖通”APP最终关停，并非孤立的政务产品迭代事件，而是当地经济失速、发展降温的微观缩影，精准映照出激进发展模式下的城市发展困境。
无独有偶，老牌工业重镇广西柳州，同样上演了从辉煌到沉寂的反转。作为广西重点打造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柳州长期霸占广西工业总量榜首，汽车产业鼎盛时期产量跻身全国前三，是名副其实的西南工业名城。但如今，这座工业强市的标签已然更迭，大众对其的印象，除了网红螺蛳粉，只剩下地铁项目烂尾、地方债务承压的负面标签。
经济数据的变化直观印证了城市的衰落。2018年柳州GDP便突破3000亿元大关，然而此后七年时间里经济增长近乎停滞，总量持续波动下滑，直至2025年才勉强重回3000亿关口，多年发展原地踏步，昔日工业强市的增长活力彻底流失。
四川南充的境遇同样令人唏嘘。曾经高调提出打造“成渝第二城”的南充，依托川东北核心区位优势，一度稳居四川地市经济第五位。
但短短数年时间，城市发展后劲不足的弊端彻底凸显，省内排名滑落至第七位，产业空心化问题愈发严峻，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核心桎梏。
从产业结构数据可清晰窥见其发展短板。2025年南充三次产业结构占比为16.3∶25.4∶58.3，产业增长贡献率更是暴露致命问题：第一产业贡献率达20.3%，第二产业仅为14.9%，工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甚至远低于传统农业，二三产业发展严重失衡。
对比省内宜宾、达州、泸州等城市，南充第二产业贡献率大幅落后，工业根基薄弱、新兴产业缺位，完全丧失了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竞争力。与此同时，作为四川人口第二大市，南充人口持续外流，人口红利不断消解，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发展的颓势。
西北城市甘肃天水的困境更为典型。作为甘肃传统经济、人口双第二城，天水被纳入全省“一核两副中心”发展格局，被赋予省级副中心城市的发展重任。但如今城市实力大幅滑坡，常住人口虽仍居全省第二，GDP总量已跌落至第四位。2024年，天水因违规盲目上马有轨电车项目被全国通报，暴露了地方基建决策的盲目性;2025年经济增速位列全省倒数第二，核心的第二产业出现负增长，工业经济全面疲软，完全无法匹配省域副中心的发展定位。
从西南到西北，多座省域副中心城市集体陷入发展困境，并非偶然的个体现象，而是当前中国中小城市转型发展中暴露的共性问题。梳理这些城市的滑落轨迹，其发展困境的根源高度趋同，集中体现在三大核心短板。
首先是产业转型滞后，深陷路径依赖泥潭。区域城市的竞争，本质是产业实力的竞争。曲靖、柳州、南充、天水等城市，大多依托资源开发、传统工业起家，凭借传统产业奠定了区域中心地位。但在全国产业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趋势下，这些城市未能及时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桎梏，既没有守住传统产业的优势根基，也未能培育出可持续支撑发展的新兴主导产业。转型步伐慢、产业升级滞后，最终导致传统动能衰退、新动能缺位，经济增长自然陷入停滞甚至下滑。
其次是发展心态浮躁，存在严重的激进“赌城”思维。获评省域副中心城市后，诸多老牌城市迎来政策红利窗口期，本应立足自身基础稳步迭代、夯实产业根基。但部分城市急于求成、盲目求快，妄图通过单一产业豪赌、数据注水造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彻底偏离了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曲靖全力押注光伏单一赛道、不惜违规操作、数据造假，就是典型案例。这类城市经济体量有限、产业根基薄弱，风险容错空间极低，一旦遭遇行业周期波动、政策调整，前期所有投入便会付诸东流，直接引发经济失速、项目烂尾等连锁问题。
最后是基建超前透支，加剧长期发展包袱。部分城市脱离自身经济实力、人口规模和发展需求，盲目上马大型基建项目，过度超前布局轨道交通、智慧城市等重资产工程。柳州烂尾地铁、天水违规有轨电车、曲靖耗资千万的政务APP关停，都是超前建设、资源错配的典型。这些脱离实际的重大项目，不仅造成大量公共资源浪费、地方财力透支，还形成沉重的债务包袱，长期拖累城市高质量发展。
一众省域副中心城市的集体掉队，是中国城市转型期困境的真实缩影。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城市发展早已告别粗放式扩张时代，单纯依靠政策加持、资源透支、激进投入的发展模式彻底失效。城市进阶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捷径，比拼的不是短期的增速噱头和基建排场，而是长期的产业积淀、稳健的发展节奏和科学的治理能力。
城市竞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慢进亦是退。对于深陷困境的省域副中心城市而言，摒弃浮躁激进的发展心态、摒弃路径依赖，立足自身禀赋夯实产业根基、理性布局基建、稳步推进转型，摒弃“赌一把”的短期思维，坚守长期主义的发展定力，才能打破增长困局，真正扛起省域副中心的发展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