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印度知名战略学者哈皮蒙·雅各布(Happymon Jacob)发文倡导印度战略“去美国化”，在印度国内引发广泛的战略辩论。本文为印度《第一邮报》副执行主编斯里莫伊·塔卢克达的回应文章，核心观点直指印度长期战略误区：大国崛起无法依靠依附他国、搭便车实现，印度依托美国获取战略红利的时代已然落幕，唯有深耕自主能力建设，方能突破发展困境。
文章以美国“硅和平”倡议为切入点，揭露了美国对印合作“口惠而实不至”的本质。美方虽高调拉拢印度入局新兴技术供应链体系，却在核心AI技术授权、关键技术共享等实质问题上刻意回避、拒不兑现承诺。基于这一现实，作者提出，印度需一边夯实内部综合实力，一边探索与中国共处的全新模式。
同时，文章仍延续印度主流外交叙事，将自身外交困境归咎于中国，声称中国的边境举措、对巴合作及南亚布局对印度构成安全威胁，试图为印度的亲美外交政策正名。但客观而言，印度与周边多国长期存在领土争端与外交摩擦，南亚地区的反印情绪根源在于印度自身的区域霸权思维，与中国无关。
事实上，印度外交的核心症结并非过度依附美国，而是未强先霸的战略误区。印度急于谋求区域主导地位，频繁与邻国产生对抗，为对冲周边竞争主动靠拢美国，却屡屡遭遇美国背刺，自身外强中干的实力短板彻底暴露，区域霸主地位摇摇欲坠。对印度而言，当下最迫切的并非调整对华相处模式，而是重塑全球认知、纠正自身战略偏差。
南亚研究通讯特此编译全文，供读者批判性参考。
图源：《南华早报》
印度学者哈皮蒙·雅各布在《印度的世界》刊发文章，系统论证了印度大战略“去美国化”的必要性，引发印度战略界的深度反思。但在笔者看来，当下印度的核心战略命题，并非简单与美国战略优先级脱钩，而是认清一个根本事实：大国崛起从无捷径，无法依靠投机搭便车、规避自主能力建设的廉价方式实现。
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在客观上为印度敲响了警钟，迫使印度直面二选一的战略抉择：要么依附美国、接受战略附庸的定位，换取短期红利;要么摒弃特权幻想，秉持务实交易主义思维开展对外合作。这一抉择，彻底厘清了印度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也终结了其长期模糊摇摆的外交状态。
当前印度战略界普遍滋生对美不满情绪，根源在于印度长期贴靠美国、依附大国搭便车的发展模式已然走到尽头，这条“战略捷径”的风险与弊端全面凸显。一个关键的战略转折点已然到来：印度不再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核心支点，“印太”概念中的印度元素正被持续弱化，逐步淡出美国的核心战略视野。这一变局，恰恰为印度探索对华新型相处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印度国内战略辩论持续升温之际，美国在华盛顿举办为期两天的“硅和平”峰会，印度与全球34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这项美国主导的新兴技术倡议。该倡议以搭建可信、韧性兼具的AI及新兴技术供应链为名义，本质是美国为规避中国技术影响力，打造的排他性半导体供应链阵营，核心目的是对冲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优势。
根据规划，美国将在2026年启动“和平通行证”重点项目，聚焦可信物流体系搭建与协作式晶圆制造能力建设，并为此承诺投入5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全程主导本次峰会，反复强调印度在该技术联盟中的核心地位，宣称将持续深化印度在AI、芯片全球供应链中的嵌入度，并称美印伙伴关系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之一”。此前，美国助理国务卿鲁比奥访印时，也曾释放过类似的友好信号。
美方频频释放的合作善意，看似为印度技术发展提供了利好机遇，实则暴露了自身的战略焦虑。当前，中国在全球科技生态、AI、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持续突破，在关键矿产供应链领域形成了近乎垄断的优势，直接冲击了美国的技术霸权地位。美国推动“硅和平”联盟，核心是依托盟友体系巩固自身技术优势、遏制中国科技发展，而印度等伙伴国只是其战略布局的工具。即便如此，美印在部分战略目标上的契合，仍是少数不受美国政府换届、白宫政策波动影响的稳定合作点。
但亮眼的外交辞令背后，是美国空洞无实的合作承诺。在核心技术落地的关键问题上，美方始终态度模糊、避重就轻。印度曾明确提出，希望稳定获取美国前沿AI技术使用权，例如美国Anthropic公司研发的Claude系列先进模型，并计划将其整合至本国数字基建与公共服务体系，同时要求合作体系规避美方“终止键”的管控风险，保障技术使用的自主性。面对印度的核心诉求，美方始终含糊其辞，未给出任何实质性、确定性承诺。
据亚洲国际新闻(ANI)报道，当记者直接询问赫尔伯格，美方是否已与印度对接Anthropic的Fable模型合作事宜时，对方全程回避正面回应，仅以模糊话术敷衍。赫尔伯格表示，美印双方持续就敏感技术议题开展对话，相关内容涉及国家安全不便公开，美方将以渐进、审慎的方式推进技术模型落地，兼顾美、印及各伙伴国的安全利益。
美方的敷衍态度传递出清晰信号：印度必须彻底摒弃依赖美国技术、借力发展的幻想，坚定走上前沿技术自主研发之路。无论是引进境外成熟模型，还是通过国际合作整合外部技术资源，都无法让印度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即便印度持续参与美国主导的各类技术联盟、接纳美方外交安抚，也无法跻身全球半导体与核心技术价值链的核心圈层。
长期依赖美国技术供给，会让印度始终陷入被动。印度虽可作为美国前沿AI技术的使用者，保障本土数据供给，但一旦美方切断技术输出渠道，印度将彻底丧失议价能力，永远无法掌握技术发展的自主权。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印技术政策，早已印证了这一风险。
对印度而言，若无法补齐军工产业短板、缩小核心技术差距，不能通过专项产业政策、大规模研发投入、系统化供应链整合夯实技术能力，将永远停留在大国“侍从国”的层级，难以实现真正的崛起。现代国防威慑能力的核心，不在于简单引进、组装境外装备，而在于掌握核心设计能力与源代码自主控制权，能够根据本国战略需求自主迭代、优化技术装备。若印度仅专注于进口零部件本土化组装，忽视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其军工体系将无法支撑现代化国防建设，难以形成有效战略威慑。
由此可见，雅各布教授指责美国“背叛印度”的观点并不客观。在美国视角下，印度长期试图以低成本、投机式的方式实现大国崛起，本质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战略。印度惯用的“权宜式创新”，只能实现技术与产业的“凑合用”，无法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突破，最终让印度固化为全球技术消费市场，持续向美国科技企业开放市场红利，却始终无法掌握核心技术控制权。
类似困境在印度对外合作中频频显现。法国拒绝向印度提供阵风战机核心源代码，印度自研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也因通用电气抬高F414航空发动机供应条件陷入停滞。这些案例充分证明，没有自主技术实力作为支撑，单纯的对外技术合作终究不堪一击。
当前，美国的相对实力持续衰落，对外战略愈发功利化、利己化，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足够的耐心为印度崛起提供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公共产品支撑，无法为印度提供金融稳定、航行自由、安全庇护等大国崛起所需的战略保障。因此，印度不应幻想美国会出于“战略利他主义”，为自身崛起提供特殊优待。
雅各布教授认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美国对华竞争的战略导向难以长期持续。但笔者认为，中美战略博弈将长期存续，而印度在这场博弈中的战略价值，已大幅缩水。美国将“美国印太司令部”更名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摒弃沿用多年的“印太”概念、回归传统亚太战略布局，足以说明美国已放弃将印度打造为对华遏制核心支点的战略构想。
不过，美国并未放松对华战略竞争，依旧依托第一岛链整合军事、战略资源，构建从日本、中国台湾至菲律宾的防御体系，同时要求亚太盟友承担更多区域安全责任。曾经被美国视为亚洲战略核心支柱的印度，如今已被边缘化。即便如此，美国仍要求印度持续承担印度洋海上安全保障的职能。特朗普政府向来排斥长期战略布局与联盟建设，在其战略认知中，印度在对华博弈中缺乏稳定性，并非可靠的战略伙伴。
但对印度而言，被美国战略边缘化未必是坏事，这恰恰是印度重塑自主战略的契机。笔者并不认同雅各布教授“印度对外战略、对华认知完全依附美国”的观点。印度的对华政策，本质由自身历史积淀、现实发展需求、边境安全困境与地缘不安全感主导，并非对美国战略的照搬复刻。
印度认为，自身的战略警惕与防务考量，源于中方一系列战略举措：喜马拉雅边境的领土博弈、对巴基斯坦的全方位扶持、在南亚地区的制衡布局，这些举措持续挤压印度的区域发展空间，直接触及印度的主权安全核心利益，是印度制定对华战略、调整防务布局的根本原因，而非受制于外部大国的战略议程。
当然，印度外交并非完全独立于美国战略体系。印美地缘战略协同，源于双方对中国崛起态势的独立威胁判断，印度部分对华战略部署，确实依托“印太”框架展开。这一局面主要源于两大因素：一是印度长期预判美国将维持全球主导地位，并持续聚焦对华战略竞争，因此主动押注美印战略绑定;二是印度保守的战略文化，更倾向于延续既有战略认知，不愿根据地缘格局变化及时调整战略判断，直至加勒万河谷冲突后，这一固化认知才得以初步修正。
随着美国逐步降低对印战略投入、将印度移出对华博弈核心圈层，同时对印实施施压、勒索式外交政策，印度调整自身战略布局已是必然选择，当下两项战略调整尤为关键。
其一，深耕内部实力建设，筑牢自主发展根基。印度需充分动员国内资源，持续巩固自身全球主要高增长经济体的优势，加速军事现代化转型，完善本土军工产业体系，补齐研发短板、突破核心技术瓶颈，以自主实力应对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提升与美国的不确定性对外政策。
其二，立足边境威慑底线，探索对华新型相处模式。尽管中国将印度视为长期地缘竞争对手，通过多元化战略制衡印度崛起，但并未将印度视为短期直接威胁。对中国而言，美印战略绑定是其调整对华战略的重要变量，美印关系趋冷、协同弱化，会有效降低中国的地缘安全压力。
同时，中国即便拥有更强的综合实力与更多对印制衡手段，也无意与印度全面对抗。公开激化中印矛盾，不仅会推高印度国内对华对立情绪、倒逼美印战略回暖，还会让中国失去印度这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不符合中国的长期战略利益。
基于这一战略共识，中印之间存在充足的战术合作与分歧管控空间，双方可通过务实妥协、良性互动构建全新相处模式。这一调整也契合印度“自力更生”的发展目标，近期印度放宽对华投资审查、简化中国技术人员签证限制等政策调整，正是这一战略思路的具体落地。
不可否认，中印作为相邻且均有区域主导诉求的大国，结构性竞争将长期存在，双边摩擦与分歧难以彻底根除。但双方完全可以跳出全面对抗的思维，建立有限、务实、可落地的合作机制，实现竞争可控、合作共赢的良性格局。
作者简介：斯里莫伊·塔卢克达(Sreemoy Talukdar)，印度《第一邮报》副执行主编
编译来源：《第一邮报》2026年6月27日文章，原标题《Thoughts on India’s grand strategy:Rise can’t be achieved at a bargain,and it’s time for a new modus vivendi with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