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浪潮下,乡镇卫生院的破局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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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县域医疗体系中,乡镇卫生院长期深陷“上下夹击”的尴尬困局——上有县级医院的医疗技术碾压,下有村卫生室的便捷性优势,使得简单病症村民首选村

  在我国县域医疗体系中,乡镇卫生院长期深陷“上下夹击”的尴尬困局——上有县级医院的医疗技术碾压,下有村卫生室的便捷性优势,使得简单病症村民首选村卫生室,复杂病症直接转诊县医院,乡镇卫生院逐渐沦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医疗真空地带。但作为农村居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它的价值远不止于基础诊疗,更肩负着公共卫生服务、疾病预防控制、慢病管理等多元职能,是衔接城乡医疗、守护基层群众健康的关键枢纽,其发展困境不仅关乎千万农村家庭的就医福祉,更影响着我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的推进成效。

  困境的背后,是多重矛盾的叠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梁金刚博士基于2010~2021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的研究显示,乡镇卫生院收支结余长期处于低位,平均结余率仅为2.10%,部分年份呈下滑态势,2021年更是出现收不抵支的艰难局面。从曾经的基层医疗“守门人”,到如今经营困顿、资源闲置、人才流失的“边缘者”,资金短缺、人才匮乏、发展受限三大难题,共同织就了乡镇卫生院的生存困网。

  人才流失与病源流失形成的恶性循环,是制约乡镇卫生院发展的核心症结。一方面,基层医护人员面临“三重困境”:诊疗能力有限难以获得患者认可,编制紧张、晋升渠道狭窄、薪资待遇偏低缺乏职业吸引力,还要兼顾临床诊疗与公共卫生走访、健康档案管理等琐碎事务,低薪高压之下,优秀医护人员被大医院虹吸成为常态,留存的医护人员也逐渐形成“宁推不接”的消极诊疗心态。另一方面,重点服务人群的需求难以被满足,乡镇地区的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群体,普遍面临“没人管、没人医、没钱治”的困境,进一步加剧病源流失,让卫生院陷入“缺人→缺病人→收入低→更留不住人”的死循环。

  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的推进,本应是破解县域医疗困境的重要抓手,却在实践中加剧了乡镇卫生院的发展压力。在部分发达地区,医共体确实提升了县级医院的病源流入量和收入水平,但对于乡镇卫生院而言,权力上收意味着“双重受限”:一是患者被上级医院虹吸,病源持续减少;二是医保额度、药品采购等核心权限被收回,发展自主性大幅降低。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医共体建设陷入形式主义,专家下沉停留时间短、缺乏补助,远程诊疗设备配齐却因缺乏专业培训沦为摆设,看似的“帮扶”未能真正提升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反而让其陷入“处处受限、寸步难行”的境地。

  资金短缺则成为压在乡镇卫生院身上的“另一座大山”。尽管强基层政策为乡镇卫生院提供了财政补贴,但营收能力薄弱的问题始终未能破解。财政拨款存在审批繁琐、到位滞后的问题,而卫生院自身缺乏特色营收项目,过度依赖财政补贴维持运转,一旦地方财政紧张,便可能出现工资发放困难的情况。加之医保检查扣款、资金拨付不及时等问题,乡镇卫生院最终陷入“补贴靠不住、营收无门路”的资金困局,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困境之下,已有部分乡镇卫生院率先探索突围之路,其核心逻辑均是:立足当地实际需求,精准对接群众痛点,跳出“单纯诊疗”的局限。河南周党镇卫生院深耕中医馆与特色手术,凭借差异化服务吸引周边患者回流;浙江部分卫生院推行“乡镇检查、县级诊断”模式,通过数据实时互通提升诊疗效率;重庆南川区以家庭医生签约为抓手,做实慢病管理,用主动上门、跟踪回访等服务重建百姓信任。这些实践证明,乡镇卫生院的突围,关键在于找准定位、贴合需求,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更为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我国乡镇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年轻人进城务工、生育率下降等因素,让老年群体成为乡镇卫生院的核心服务对象,也让“医疗+照护”成为基层医疗的刚需。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显示,我国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人,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5800万,失能老人照护、居家养老医疗服务等需求,成为乡镇卫生院拓展业务的重要切入点。相较于村卫生室床位不足、县级医院侧重诊疗的局限,乡镇卫生院兼具“距离近、有床位、能提供基础医疗”的优势,是开展长期护理、上门诊疗等服务的理想载体。

  长护服务与家庭医生上门诊疗,成为乡镇卫生院对接老龄需求的两大重要路径。在江苏,128家基层医疗机构纳入长护险定点机构,徐州市新沂市棋盘镇中心卫生院转型后,35张长护险专区照护床位全部住满,既盘活了院内闲置资源,又精准匹配了失能老人的照护需求,实现了资源利用与群众需求的双赢。而对于经济条件一般、不便住院的老年群体,家庭医生上门诊疗则更为贴合需求。广东省将家庭医生上门服务作为乡镇卫生院业务拓展重点,覆盖恶性肿瘤支持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等重点患者,提供巡诊、康复、家庭病床等全方位服务。2024年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卫生院的实践印证了这一模式的可行性,全年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签约服务7050人次,建立家庭病床25张,有效解决了居家老人“看病难、照护难”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服务的推行,离不开医保政策的兜底保障,广州医保对家庭病床上门服务费的高比例报销,为模式落地提供了重要支撑。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摆在突出位置,明确提出推进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提质升级,将医养结合纳入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核心,为乡镇卫生院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医养结合并非新鲜命题,但长期以来,“医疗”与“养老”始终处于割裂状态:养老机构缺乏专业医疗服务,卫生院不提供长期养老照护,“卫生院不能长住、养老院不能医病”的困境始终未能破解。

  江苏的“两院一体”模式,为乡镇卫生院实现医养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淮安洪泽区、徐州沛县等地将敬老院、残疾人托管中心交由乡镇中心卫生院统一管理,形成“医养残融合”模式,通过资源共享、人员统筹,实现医疗与养老的深度衔接。卫生院为养老机构提供24小时医护值班、定制查房等服务,将专业医疗介入融入养老日常;同时,联合护理员开展精细化健康管理,针对老年人吞咽困难、肢体不便等问题,提供饮食指导、康复训练等干预服务,形成“发现问题—同步问题—干预养护”的闭环。2024年,淮安洪泽区岔河镇中心卫生院的实践成效显著,医疗收入同比增长16%,养老、残托等拓展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9%,职工人均月绩效增加近千元,既破解了自身发展困境,又实现了多方共赢。相较于卫生院自建养老场景,这种托管模式无需额外投入,更贴合乡镇经济水平与群众消费能力,是乡镇卫生院推进医养结合的最优路径。

  需要警惕的是,乡镇卫生院的突围之路,不能只聚焦于模式创新与业务拓展,更要破解“人”的难题——医护人员的待遇保障,才是转型成功的核心支撑。当前,“待遇低、事务杂、看诊少”仍是乡镇医护人员的普遍困境,定向医学生政策中关于编制、工资福利的要求,在部分地区未能有效落实,补助延迟发放、“五险一金”缺失等问题屡见不鲜,有编制医护人员月工资仅4000余元,无编制人员不足2000元,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待遇未提升的前提下,医护人员还要承担大量事务性工作,徒增劳动负担,进一步加剧人才流失。

  归根结底,乡镇卫生院的困境,本质是“缺人”与“缺钱”的恶性循环,而破解这一循环的关键,在于“留人”与“造血”并举。一方面,要切实落实医护人员的编制、薪资、补助等待遇保障,简化财政拨款流程,完善绩效分配机制,让基层医者的付出与回报相匹配,解决其后顾之忧,才能留住好医生、培养好医生。另一方面,要持续深化模式创新,立足老龄化需求,因地制宜推进医养融合、长护服务、上门诊疗等业务,增强自身营收能力,摆脱对财政补贴的过度依赖。

  乡镇卫生院的突围,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改革,而是政策支持、模式创新、人才保障的协同发力。唯有打破“上下夹击”的困局,跳出“单纯诊疗”的思维,找准定位、贴合需求,让医护有奔头、机构有活力、群众得实惠,才能让乡镇卫生院走出真空地带,真正成为守护基层群众健康的“坚实屏障”,为我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筑牢根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长青研究社,作者:郭奕寒,编辑:李立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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