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发酵的12月20日，各方回应与转折接连上演：下午5点许，宁波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尸检工作已结束，正推进医疗事故鉴定后续程序，尸检报告将作为重要考量依据，后续将据此对涉事责任医师作出处理；当晚9点，涉事的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患儿部分尸检报告的情况说明，然而一小时后，该说明悄然删除，徒增公众疑惑。
疑问仍在发酵，沟通却陷入停滞。12月2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多次尝试联系宁波市卫健委公开热线、24小时值班热线及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宣传科，所有电话均无人接听。更值得关注的是，据报道，该院小儿胸心外科住院部已关闭，相关手术也已全面暂停。
从11月14日患儿离世到12月争议再起，这起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责任该如何厘定？最终结论又将由谁给出？12月21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医院管理人士、资深临床医生、医疗纠纷律师及社工服务机构，试图还原医疗事故责任认定的规范路径，厘清事件中的关键争议点。
回溯：一场“入门级”手术与无法挽回的悲剧
时间回到2025年11月14日，5月龄早产儿“小洛熙”在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接受心脏房间隔缺损手术后，经重症监护室抢救无效离世。这场悲剧的根源，始于一次看似“常规”的诊疗建议。据患儿母亲邓女士自述，孩子因早产被查出心脏房间隔缺损，存在两处继发孔型缺损，一处约3毫米，另一处约7毫米。该院心脏科主任医师陈某贤告知家属，孩子的情况符合手术指征，若不及时手术可能影响生长发育甚至导致脑瘫，且该手术属于心脏手术中的“入门级”微创手术，几乎没有风险。
然而，这场原定2.5至3小时的手术，最终耗时7小时10分钟。尽管院方曾提及手术“成功”，但“小洛熙”最终未能挺过术后监护期。家属的悲痛与质疑随之而来，陆续在社交平台发文讲述遭遇，引发初步关注。
官方介入并未迟到。11月17日，宁波市卫健委通报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彻查该起医疗纠纷；12月14日，卫健委发布官方通报，明确涉事医疗团队在诊疗过程中存在风险评估不足、手术操作过失、术中突发情况告知不及时等问题。依据调查结果，涉事主刀医师陈某贤、麻醉科主任等相关责任人员被免职，医院分管副院长受撤职处分，党委书记受警告处分，院长被记大过处分。
本以为事件将逐步走向收尾，12月19日邓女士发布的“小洛熙”尸检报告，却让争议再度升级。尸检报告中“右侧第3至4肋间见长6.5cm的横行手术创口，未缝合”“心包右侧见长5.0cm的未缝合手术切口”“房间隔缺损大小为1.0cm×0.9cm”等表述，与家属此前认知存在明显差异。
针对房间隔缺损大小的争议，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12月20日在微信公众号回应称，尸检报告显示的1.0cm×0.9cm缺损，并非患方所说的0.3cm，且尸检时患儿心脏处于停止状态，较生前充满血液且跳动时大幅缩小，1cm左右的缺损对5个月患儿的生长发育存在较大影响。但这份回应发布后不久便被删除，进一步加剧了舆论对事件透明度的质疑。
争议焦点：医院“沉默”是否合理？尸检报告如何解读？
事件发酵过程中，医院在关键节点的“沉默”与尸检报告引发的争议，成为公众讨论的核心。作为中国医院协会原副秘书长，庄一强对医院的“沉默”给出了专业解读。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院的沉默并非毫无依据，而是与法律规定及后续鉴定程序的需要密切相关。庄一强解释，普通民事纠纷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医疗纠纷因技术复杂性、患方专业知识匮乏等特点，在特定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当存在推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的三种情形时，患方无需自行举证，而是由医方拿出证据证明自身无过错。这就要求医院相关人员花费大量时间整理病历、手术记录等各类材料，完成“自证清白”的举证工作，在此期间无法仓促对外发声。
同时他也不回避，从医院立场出发，存在开脱责任的可能性。若医方举证材料缺乏说服力，卫生行政部门会联合地方医学会，从医疗专家库中抽调单数相关专家，对病例进行重新核查认证，即医疗事故鉴定。由于鉴定过程需要严谨审核、集体研判，必然耗费一定时间。“因此，很多时候医院的‘沉默’并非逃避，而是为了完成举证和鉴定这两项关键工作，确保处理结果的专业性和合法性。”庄一强强调。
而对于尸检报告的争议，一位三甲医院主任医师指出，尸检报告是医疗事故或纠纷中最关键的判断依据。通过尸检可首先明确患者病症、体征及死亡原因，进而判断是否存在不当治疗措施，推导诊断是否错误导致治疗错误。从“小洛熙”家属公布的尸检报告来看，涉事医生难以被判定为诊断完全错误，更可能是存在诊断偏差或风险预估不准确。
关于尸检机构的选择，该医生介绍，有权进行尸检的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具备独立病理解剖能力的临床病理机构，二是处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司法鉴定机构。在医疗事故责任认定中，通常遵循“家属同意、医院委托”原则，若家属对医院单方面委托的机构不信任，可协商共同委托。
他还提到，除尸检报告外，医疗机构还应主动提供病历资料、手术记录、医疗人员资质及手术室影像记录等配合调查，但受患者隐私保护及实际操作限制，手术室视频资料多为大环境监控，难以捕捉手术操作细节或患者死亡的具体原因。若双方对尸检报告仍有争议，可通过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进一步分析原因和责任归属。
该医生进一步解释，医疗机构所在地通常会设立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备有医疗专家库，发生纠纷时会抽调单数相关专家，经审阅资料、探讨投票后得出结论并告知双方；若对结果有异议，可申请省级鉴定委员会再次讨论；若委员会认定医疗机构或医务人员负有责任，具体责任划分和赔偿将由司法机关确认。此外，医疗事故分为“技术事故”和“责任事故”，前者主观无严重过失但客观能力不足，后者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若因手术指征判断失误导致非必要手术，多属于技术事故”。
法律进程：法院已受理诉讼，律师静待鉴定结果
相较于舆论的喧嚣，司法程序正按部就班推进。12月12日，法院已正式受理“小洛熙”家属提出的诉讼。北京声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李真告诉记者，医疗纠纷的常见处理结果有两种：一是第三方主持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二是调解无果后通过法院裁判解决，“小洛熙”父母显然选择了后者，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查明真相。作为从业多年的争议解决律师，李真及同行对这起事件的态度均较为冷静，核心观点是“等待医疗鉴定结果，不过早站队或评判”。她解释，医疗事故纠纷的本质是人身侵权案件，与普通侵权纠纷相比，其核心特殊性在于专业性极强，关键事实的认定必须依赖专业医疗鉴定报告，而这份报告往往直接决定事实认定和诉讼结果。
据李真介绍，一份完整的医疗鉴定报告需明确四个关键问题：医生操作是否违规、是否存在过错；患者身体受损与医生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生的责任程度；若构成医疗事故，其等级如何界定。这些问题均需依托诊断证明、医疗材料、医患沟通记录、院方说明等丰富材料支撑，由于普通人缺乏专业知识，过早发表评判言论并不妥当。
从流程上看，医疗纠纷的解决需多方协同：患者首先可要求院方就纠纷作出初步回应；若对答复不满意，卫生行政部门介入组织协商；协商无果时，需委托第三方专业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无论是否认可卫健委委托的鉴定结果，患者均可自行委托鉴定或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医疗鉴定报告将成为法院审理的关键证据。李真强调，律师在其中可协助当事人维权、明确责任与赔偿主张，但在鉴定结果出具前，难以作出实质性评判，只能基于事实和法律提供客观意见。
人文关怀：谁来填补家庭创伤的社工缺位？
“在这起事件中，各方都是输家。”庄一强的感慨道出了医疗纠纷的残酷本质：家属承受失去幼儿的剧痛，情绪化表达符合人性，应予以共情；医院通过卫健委通报承认过错、接受处分，其态度也应得到认可；媒体则可通过科普举证倒置、医疗事故鉴定等核心程序，让公众理解事件处理的复杂性与严谨性，减少情绪化、非理性的舆论对抗。但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关键角色的缺失被忽视——医务社工。孙文军创办的递爱之家，是国内规模较大的肿瘤病友社群及专业院外医务社工服务机构，常年为近两万个大病家庭提供患者教育、心理支持、社会资源链接等公益服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医务社工针对医疗纠纷事件可发挥多重作用：为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缓解悲痛情绪；协助处理孩子葬礼安排等后续事务；若事件确存在问题，可对接相关资源、协助推进维权流程。
“小洛熙”事件中，家属全程自行奔波维权，当无力感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只能通过社交媒体求助，最终导致事件被放大。孙文军认为，若有社工介入，不仅能为家属提供精准的维权支持和心理疏导，还能在事件升级为社会事件时，参与理性的舆论引导，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值得注意的是，孙文军指出，目前国内一线城市的公立三甲医院多被要求配备社工、设立社工部，但医院内部的社工因隶属于院方，介入医疗纠纷时的客观性、独立性易被家属质疑，此时第三方社工的介入更为合适。同时他也坦言，国内社工体系建设仍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政策关注与资金支持不足，行业发展主要依赖政府付费，持续的资源投入是发挥服务作用的前提；二是角色定位尚不清晰，社工应作为独立第三方还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仍需结合本土实际进一步探索。
截至12月21日，“小洛熙”事件的医疗事故鉴定仍在推进中，法院的诉讼程序也已启动。对于这个承受了巨大悲痛的家庭而言，真相与公正或许是最好的慰藉；对于公众而言，这起事件不仅是一场悲剧的追踪，更是一次对医疗纠纷处理程序、医患沟通机制及人文关怀体系的深刻审视。当舆论的热度逐渐消退，专业的鉴定、公正的裁判与温暖的关怀，才是解开这场困局的关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每日经济新闻 ，编辑：陈柯名陈俊杰潘海福，作者：每经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