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家庭社会学研究十余年，计迎春的学术轨迹始终紧贴时代脉搏，从未脱离普通人的生活。从2013年聚焦“剩女”议题切入，她的研究边界不断延伸，最终覆盖生育、养老、性别平等、代际羁绊、婚姻形态、亲密关系等诸多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领域。不同于传统学者的晦涩表达，她擅长在网络热词、民间智慧与学术话语之间搭建桥梁，从喧嚣的舆论场中提炼出真正值得探讨的社会真问题：通过“江浙沪独生女”的成长图景，窥见双系家庭（父系、母系并重）的悄然流变；从“全职儿女”的现象中，剖析代际关系的纠缠与共生；借“门当户对”的现代演变，解读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
十余年的调研与沉淀，让计迎春提出并深化了“马赛克家庭主义”理论——这也成为她破解中国式家庭纷繁现实的一把关键钥匙。在她的理论框架中，当下的中国家庭就像一幅马赛克镶嵌画，没有纯粹的传统，也没有绝对的现代，而是两种元素相互交织、杂糅共生的独特形态。“社会学的意义，从来不是给出简单的答案或片面的批判。”计迎春始终坚持，她的研究核心的是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清晰的理论梳理，帮助年轻人看清自身处境的结构性成因：那些与父母的拉扯、对婚姻的犹豫、对亲密关系的困惑，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选择困境，而是时代变迁、社会结构与家庭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年轻人在读懂这份解读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然与力量——原来，自己的迷茫，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的挣扎。
这份对中国式家庭的深刻洞察，最终凝结成《新家庭革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家庭图景》一书。2026年1月，这部凝聚了她十余年心血的著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字里行间都透着她独有的写作风格：从真实的个体故事出发，串联起时代的变迁，与公众的情感产生共振，再逐步延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学图景。“让我们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是计迎春在课堂上、在著作中反复提及的一句话，也是她希望传递给每一个人的思考方式——跳出个人视角，读懂家庭背后的时代逻辑。
《新家庭革命——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现代中国家庭图景》
计迎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6-1
“剩女”标签的消亡：社会进步的最好注脚
《新周刊》：十余年前你开启“剩女”研究时，这个词是媒体高频热词，而现在它几乎被淘汰，甚至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回看这段研究，你有哪些新的感悟？计迎春：2013年我在上海启动相关调研时，“剩女”这个词正处于影响力的顶峰。它诞生于2007年，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给女性带来的社会压力最大。但现在，这个词已经彻底散发出陈旧感，我去年在本科生课堂上提及它时，绝大多数学生都一脸茫然，只有一位女生说，曾听父亲提起过——在她父亲口中，“剩女”是单位里50岁左右的未婚女同事。
本质上，“剩女”是一种被建构的社会标签。它出现的历史背景，是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群体崛起：2009年，全国高校在校女生人数首次超过男生。无论男女，接受高等教育后，结婚时间自然会推迟，但在当时普婚、早婚的社会规范下，晚婚的女性被贴上“剩下来”的标签，这背后藏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和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她们不是真的“剩”，而是被“剩女”了。
（图/《俗女养成记》）
现代版“门当户对”：弹性背后的理性与焦虑
《新周刊》：十余年前，你在调研中发现，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经济独立的女性主动提及“门当户对”时，你感到十分惊讶。这些年过去，你认为“门当户对”的本质发生变化了吗？为什么会出现现代版的“门当户对”？计迎春：“门当户对”原本是封建包办婚姻的核心准则，但其含义从来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时代不断演变。十几年前，当我在上海访问那些经济独立、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听到她们主动提起这个词时，确实非常意外。通过她们的叙述我发现，她们口中的“门当户对”，与传统版本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本质区别。
相通之处在于，她们依然看重双方原生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要相当；不同之处则在于，它被赋予了更现代的内涵：两个人的“般配”，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包括三观一致、生活方式契合。相似的家庭背景，往往能塑造相似的价值观和生活习惯，而年轻人追求的，是基于这种契合之上的浪漫爱情——这是非常现代的、个体主义导向的追求，与传统“门当户对”的功利性有很大不同。
到了今天，大家对“门当户对”的强调变得更加细化。经济层面，年轻人会仔细考量双方父母是否有退休金、医保等保障，避免婚后承担过重的养老压力；个人层面，他们讲求旗鼓相当、共同成长，不希望出现一方依附另一方的局面。这背后，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多元性——我们既在拥抱现代，也在对传统进行扬弃：有些传统被彻底淘汰，比如裹小脚；有些传统则被保留、转化，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正是我所说的“马赛克现代性”：传统与现代，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家庭生活中相互镶嵌、拼贴、交织，形成独特的形态。
《新周刊》：这种对“门当户对”的追求，似乎更多是经济理性在主导？
计迎春：经济确实是一个重要维度。现代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充满了波动和不确定性，人们理性思考、未雨绸缪，寻求安全感，这是很正常的，也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
除此之外，当下社会高度“心理学化”，“原生家庭”的概念广泛流行，这也影响着年轻人对婚恋的选择。用现在的话来说，追求“门当户对”，本质上就是追求原生家庭的相似性。这种追求，其实是在寻求一种稳定感——一种个体对未来生活的可预见性和掌控性。这其中不仅包括经济、生活方式、三观，还包括个人的心理健康、情绪稳定等多个维度。当下的年轻人承受着巨大的结构性压力，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婚后的风险，让生活更和谐、更可控，但客观上，这也可能加剧阶层固化的问题。
《新周刊》：这种追求稳定的婚恋叙事，和千禧年前后那种追求浪漫、酷炫的爱情观，差异非常大。
计迎春：是的，这是很明显的变化。以前，浪漫爱情被神圣化，很多言情小说、影视剧传递的，都是“男性主动追求、提供经济支持，女性温柔顺从、适当牺牲”的叙事，其中的性别不平等被刻意遮蔽。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对这种叙事祛魅了，他们变得更加理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受教育程度的大幅提高——当下每年大学毕业生超过千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年轻人有了更独立的思考能力，不再盲目信奉传统的爱情叙事，而是更看重关系的平等与适配。
“干婚”“拼婚”：旧现象的新表达，背后是对高质量亲密关系的向往
《新周刊》：现在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干婚”这类新词，以前大家说“恋爱不一定要结婚”，而这些新词似乎在传递“结婚不一定要恋爱”的信号，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首先要明确一点：我们需要区分这些现象是真实、普遍的存在，还是只是吸引眼球的网络造词。“干婚”“拼婚”所描述的，大概是婚姻中情感消磨，夫妻关系退化为单纯的经济合作关系，但这种现象，在传统婚姻中其实并不少见——它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只是被赋予了新的词汇来描述。甚至可以说，在现代婚姻中，这种现象未必比传统婚姻更多。
传统社会是普婚社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规范，个人没有太多选择，很多婚姻本身就缺少激情和情感联结；也有不少婚姻靠亲情维系，但这种维系，往往是女性在不平等的性别权力结构下的忍耐。而现在，大家会把这种现象摆上台面讨论、反思，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体现——更理性、更注重个体感受，反思性更强。而这种讨论的背后，其实也隐含着大家对高质量情感联结的向往。
《新周刊》：我们调研中发现，有些年轻人在网上征集“拼婚”搭子，明确强调伴侣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还制定了生活费AA制、孩子跟谁姓等规则，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形？
这种现象肯定还是少数。互联网有放大效应，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内容，往往与现实存在偏差，不能简单等同于普遍情况。但它确实反映出一个趋势：社会变得更加多元了，不同的人对婚姻的认知、对生活的选择也各不相同，传统的婚姻规范正在松动，大家都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意义。
这种选择中确实有理性化的成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普及，让人们的思维更偏向经济、理性，也可能更看重物质保障，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亲密关系。但一味批判大家“功利”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现实里——在风险社会中，有稳定的经济基础，确实能让人更安心，这也是对自己、对未来负责的表现。
“全职儿女”与“两头婚”：代际联结的强化与家庭模式的革新
《新周刊》：你在书中提到孝道的现代性变化，当下年轻人与家庭的紧张关系，很多都源于父母催婚，有些年轻人甚至为了尽孝而随便找个人结婚。为什么我们会把婚姻和孝道如此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恰恰体现了中国社会“马赛克”式的杂糅特征——传统与现代交织，代际观念碰撞。父母这一代人，成长于“结婚天经地义”的普婚年代，他们自然而然会将这种期望传递给子女；而子女，尤其是Z世代，接收的信息、形成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婚姻的态度也更加多元。
（图/《剩者为王》）
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复杂系统，传统、现代、代际、性别等多种因素相互交叉、纠缠。生活在其中的年轻人和父母，都可能意识到这种冲突，并为此感到沮丧。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孝道现代化的正面意义——它能给年轻人带来身份认同感和力量感，成为他们面对生活压力时的精神支撑。
《新周刊》：“全职儿女”等现象表明，随着晚婚晚育、结婚率下降，年轻人的经济压力增大，他们与父母组成的小家庭的重要性反而上升了，这背后有哪些深层原因？
是的，这一点与西方个人主义导向的核心家庭化进程完全不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代际联系的不断强化，背后有多重原因。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上一代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很多家庭有房产、有积蓄，具备了托举子女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背景下，Z世代面临的就业压力更大，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很多年轻人在经济上不得不依赖父母，甚至出现了“全职儿女”的现象。比如，许多年轻人购买婚房，主要依靠父母的资助，这种经济上的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
除此之外，“少子化”现象的显现，也加剧了代际情感的联结。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造就了大批独生子女，这使得当下的亲子互动强度前所未有，代际情感联系也异常深厚。但亲密关系的另一面，往往是控制与越界：父母抱着“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一切都是为你好”的想法，很容易干涉子女的生活、越界行使控制权。即便子女与父母分居两地，微信、视频等通信技术的普及，也让这种联系从未中断，催婚、催育的压力随时随地都能传递到年轻人身上。这种独特的代际情感模式，是当前社会、经济、技术发展共同作用的产物。
（图/《我的事说来话长》）
《新周刊》：江浙沪兴起的“两头婚”，会不会成为90后、00后的婚恋常态？
“两头婚”起初是具有地域性的现象。费孝通先生早年在苏南吴江开弦弓村调研时，就观察到“两头挂花幡”的传统——其实就是“两头婚”的雏形。在过去的计划生育时代，江浙沪地区政策执行严格，且经济相对富裕，很多家庭只有女儿，同时又有一定的财产积累，结合当地的传统，就形成了这种“两头婚”模式，它主要解决了财产继承和姓氏传承（如果女方家庭在意的话）的问题。
从本质上来说，“两头婚”是“双系家庭”模式的具体体现。在当前少子化、高龄化的大背景下，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普遍，因此，这种父系、母系并重的双系家庭模式，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以不同形式出现。这不仅仅关乎生育和财产继承，更与养老问题紧密相关。在“421”家庭结构下，年轻夫妻需要照料双方的老人，而当前我国的养老依然主要依赖家庭，这就要求家庭必须走向双系化——这可能是中国乃至东亚家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新周刊》：“江浙沪独生女”是互联网上的“顶级人设”，从你的调研来看，她们的家庭关系让人羡慕，这能给其他家庭带来什么启示？
我们不能只看到“江浙沪独生女”的表面光环，更要透过这个现象，读懂背后的社会学逻辑。其实，不仅仅是“江浙沪独生女”家庭，沿海发达地区以及全国各城市的中产独生女家庭，都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父权父系家庭，以父子轴为中心，女性在家庭中是隐形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普遍的认知；而现代独生女家庭，母女关系密切，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在女儿身上，给了女儿更广阔的成长空间，亲子关系也更加紧密、开明。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种完美的家庭模式。亲密往往伴随着控制，尤其是在教育高度内卷的背景下，父母对女儿的期望过高、干涉过多，也可能引发新的代际冲突。它给多子女家庭带来的启示是：父母应该给予所有孩子公平的投入和待遇，摒弃重男轻女的偏见，为每个孩子提供更宽松、更自由的成长空间，尊重他们的个体选择。
情绪价值与婚姻真相：年轻人的情感取向，藏着时代的印记
《新周刊》：你参与的大学生调研显示，“情绪价值”已经成为年轻人恋爱需求的第一高频词。“情绪价值”到底指向什么？这一代人的情感取向，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这十年，社会的变化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年轻人的观念，几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变。Z世代是互联网原住民，他们接触的信息更多元，自我意识也更强，强调“情绪价值”，本质上是他们正视自身情感需求的体现，也是个体主体性彰显、反思能力提升的表现——可以说是“爱自己”的另一种表达，也是青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这与当下高度内卷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内卷的环境中，人很容易被异化，情绪消耗巨大，内耗严重。因此，能够进行真切的情感联结，让自己的情绪需求得到关注、理解和满足，就成了现代人生活中的核心诉求。年轻人在恋爱中追求情绪价值，其实是在寻找一个能与自己共情、能给自己温暖和支撑的人，缓解生活中的焦虑和内耗。
《新周刊》：有句话很流行，“所有夫妻最后都会变成室友”，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其实，变成室友也没什么不好——室友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相对平等的。我认为，好的婚姻关系，首先需要两个人都能为自己负责，保持独立的人格；其次，在有孩子的情况下，要共同为孩子负责。每个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孩子，这种平等、独立、互相尊重、彼此负责的“室友关系”，其实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远比“丧偶式育儿”要好得多。
（图/《婚姻生活》）
婚姻的本质，从来不是一直保持热恋的激情，而是长期的陪伴与合作。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会逐渐沉淀为亲情、友情，这种平淡的陪伴，反而更长久、更稳固。
破解恐婚困境：需要系统性的社会支持，而非零散的政策刺激
《新周刊》：你的田野调查多在上海进行，上海父母的观念似乎比其他地方更超前？比如你调研过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华叔”，他就认为女儿不一定要结婚，但最好有个伴侣。不能简单地以相亲角的父母来概括所有上海父母的特点，他们并不具有统计代表性。事实上，来到相亲角的父母，往往是压力更大、受传统规范影响更深的群体——如果他们的子女已经顺利结婚，他们大概率不会出现在这里。
上海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父母群体本身就非常多元，既有开明的，也有保守的。这些年，中国普婚、早婚的社会规范已经极大松动，年轻人的结婚年龄大幅推迟，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年轻人感受到的催婚压力，肯定比以前小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
华叔确实是一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受访对象。他一开始也遵从“女性应该结婚”的传统规范，为女儿在相亲角找对象，一找就是十几年。但随着女儿年龄增长，在相亲角屡屡受到男方家长的歧视，比如被质疑“不能生育”，他自己也被这种传统规范反噬，感到愤怒和不公，反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觉醒。他的变化其实是无奈的——因为他一直遵循的传统规范，最终并没有给他和女儿一条出路。
《新周刊》：2025年，在一系列政策刺激下，结婚率比2024年有所回升，以上海为例，2025年结婚登记人数同比增长38.7%。长期来看，如何才能让年轻人不恐婚？
首先要明确，2025年结婚率的小幅回升，需要结合具体原因分析，不能简单等同于年轻人婚恋观念的转变。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2024年被民间称为“无春年”，有“不宜结婚”的说法，很多原本计划在2024年结婚的人，推迟到了2025年，导致数据被拉高；二是政策的推动，比如结婚登记手续简化，降低了结婚的门槛。
从长期来看，要让年轻人不恐婚，最核心的是让他们产生结婚的内在动机，而不是靠政策刺激或民间习俗的推动。这就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年轻人的真实需求和面临的困难，然后系统性地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困难——比如，在育儿照料方面提供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缓解教育内卷和过度竞争带来的压力，完善住房、医疗、养老等相关保障，让年轻人有底气、有信心走进婚姻。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靠零散的政策动作就能实现的。
其实，发达国家已经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比如北欧国家，生育率一直保持良好态势，学界普遍认为，这与其以性别平等为核心的家庭政策密切相关——比如强制或鼓励父亲休育儿假，当父亲参与育儿、休育儿假成为社会规范，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也会相应调整，女性的就业压力会减轻，家庭分工也会更平等。而东亚社会生育率低迷，很大程度上与家庭分工中持续的性别不平等有关。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全球趋势：年轻人对约会和亲密关系的兴趣，似乎都在下降。这可能是现代化、全球化、技术革命共同作用下的普遍现象，人类社会未来会走向何方，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和更多元的思考。
认知升华：中国式家庭的“马赛克双系”新模式
《新周刊》：十余年研究下来，你对“家庭”的理解，有没有发生变化？我的研究关注点始终没有变，一直聚焦于家庭关系模式及其变迁，但对“家庭”的认知，确实在不断深化。这些年，我提出的“马赛克双系家庭”理论，就是对当下中国式家庭最准确的刻画——中国家庭正从父权、父系、从夫居、等级森严、情感疏离的传统大家庭模式，转向一种传统与现代元素镶嵌、杂糅，父母子女代际亲密共生、双系多核的现代新模式。
传统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是沿着父系传承的单向等级关系，父权至上，子女服从父母，情感联结相对薄弱；而当下的代际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情感转向，呈现出情感亲密、双向奔赴、互相依赖的特征。家庭关系网络也从偏重父系亲属，转变为父系、母系兼重，年轻夫妻与双方原生家庭，都保持着经济、情感等多维度的紧密联系，这种代际关系是双向的——父母托举子女，子女也需要赡养父母。
这种“马赛克双系家庭”模式，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家庭，也不同于西方的核心家庭，是在中国自身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家庭模式，是纯正的“中国制造”。家庭是社会的缩影，这种独特的家庭模式，也反映了中国现代性的独特之处——它不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而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是适合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路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作者：Felicia，编辑：桃子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