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服是算法给的,麻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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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法困局与生命突围:当代码创作者撞上被算法裹挟的人一个外卖平台的算法工程师,在路口撞倒了本平台的外卖骑手——这个看似偶然的碰撞,实则是一场算法时代的必然

  算法困局与生命突围:当代码创作者撞上被算法裹挟的人一个外卖平台的算法工程师,在路口撞倒了本平台的外卖骑手——这个看似偶然的碰撞,实则是一场算法时代的必然相遇。2021年,导演刘泰风在北京十字路口的一次惊险经历,让这个问题跳出脑海,催生出电影《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这场碰撞,撞碎的不仅是两个陌生人的平静生活,更撞破了算法时代最隐蔽的割裂:那些构建高效系统的人,或许从未真正看见,被算法推着奔跑的人,正承受着怎样的重量。

  影片中的算法工程师危力,正是无数技术从业者的缩影。他深耕代码世界,坚信自己搭建的算法正在创造巨大价值——让外卖更快送达,让生活更便捷,甚至重塑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直到这场车祸,直到他站在法庭上,面对骑手金鹏躺在ICU的现实,律师的一句话才如惊雷般击穿他的认知:“我不否认你们创造了价值,但你有没有考虑过真正创造价值的人,现在正躺在ICU里面。”

  这句追问,值得每个被算法包裹的人深思:我们追逐的“高效”,究竟是以谁的牺牲为代价?算法节省下的时间,最终又流向了哪里?那些被我们奉为圭臬的“全新生活方式”,是否真的让生活变得更好?刘泰风在阐释创作初衷时坦言,电影的核心从不是“外卖骑手困在算法里”,而是“我们所有人,都在算法的牢笼中挣扎”。当算法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日常,我们被精准投喂、被隐形驯化,在享受便利、摆脱选择焦虑的同时,也渐渐丧失了自主判断的能力,人的主体性被一点点消解。于是,“反算法”不再是小众潮流,而是人们试图找回生活主动权、重新为自己负责的清醒反思。

  我们亲手塑造了算法,最终却被算法反向塑造。美国学者何塞·马里查尔在《你必须成为一个算法难题:重构社会—技术契约》中,将这个时代定义为“算法时代”——算法捕捉我们每一次点赞、每一次滑动、每一个眼神,把鲜活的人类行为拆解为冰冷的数据节点,存入数据库,再反过来定义我们的视野、机会与价值。此时的算法,早已跳出纯粹的技术范畴,演变为深刻影响社会运行的社会学概念。

  这种塑造,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声誉经济”的兴起。美国学者马克·谢泼德在《“体贴”的算法:数据如何重塑生活空间》中指出,社交媒体的点赞、关注、转发,早已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货币”。从优步司机的星级评分,到爱彼迎房东的口碑评价,再到职场中的数字化考核,算法将人的价值简化为一串可量化的指标,让每个人都陷入“被打分、被排序”的焦虑中。但谢泼德同时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算法,应当是“体贴”的——它不仅能高效处理数据,更能看见数据背后的人,兼顾人的情感、需求与价值观,重新搭建算法与人类的温暖连接。

  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更让我们看清算法的边界:“如果你只想要最高效的服务,算法将会越来越多地接管你的生活,但在很多领域,体验比效率更重要。”就像网上购书或许便捷,却无法替代书店里的意外邂逅——可能是一本未曾预想的好书,可能是一次久别重逢的相遇,这些无法被算法预测的“意外之喜”,恰恰是生活最珍贵的质感。算法就像《哈利·波特》中的厄里斯魔镜,它照出的从来不是真相,而是我们内心最迫切的渴望,却也容易让我们困在这份“精准投喂”中,忘记世界的多元与生活的惊喜。

  有人说,人本身也是一种“算法”——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生物本质上就是有机算法的集合,经过百万年自然选择演化而成;科幻作家陈楸帆在《人生算法》中,更将人的算法分为生存、遗传、心智、爱四个层面。但人类与机器算法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拥有主观能动性,拥有打破规则的“异常值”能力。何塞·马里查尔曾说,当个体以算法难以预测的方式行事,便会成为算法无法解决的“难题”,而这正是人类自由的底色。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与其学生在《算法迷恋症:形式主义宰制及其德性出路》中进一步指出,生命的自主性,天然会破坏算法的机械性。如今的生成式AI,即便能精准讨好用户,也始终缺乏真正的能动性;而人类心智的“生命性”,总会引导我们追求自由,摆脱算法的彻底宰制。这种自主性,正是“反算法人生”的核心——与“算法人生”的标准化、功利化、短期化不同,“反算法人生”追求内在价值、真实性与长期主义,不被流量和外部指标绑架,凭着热爱与直觉,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那些陷入“算法人生”的人,往往被困在模式化的轨迹里:住同款房子、开同款车子、打卡同款景点,活成了算法复制粘贴的标准化产品。但人生从来不是预设好的程序,它本该有分岔的小径、意外的瑕疵,有不被计算的热爱与坚守——这便是“反算法”的真谛:不拒绝算法的便利,却不被算法绑架;善用技术的工具,却不沦为技术的奴隶。

  “反算法”的实践,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反抗,而是藏在日常里的“逆时钟”选择。1976年,美国心理学家伯尼斯·诺嘉顿提出的“社会时钟”,早已被算法强化为“到点必须完成”的人生模板:到年龄上学、到年龄工作、到年龄结婚生子。而“反算法”的人,却敢于按下暂停键——豆瓣“逆社会时钟”小组的9万多名成员,用行动诠释着这种勇气:31岁裸辞转行做剪辑与调酒学徒,38岁重拾学业攻读法学院,48岁从零开始学英语准备转行,33岁一无所有却依然热爱生活……他们用“逆时钟”的选择,打破算法与社会规训的双重捆绑,证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时区。

  尤瓦尔·赫拉利的“信息断食”,则是另一种“反算法”的智慧。每天两小时冥想,每年参与30天或60天的深度精修,期间不碰手机、不上网、不读书,彻底与海量信息隔绝——这不是逃避,而是对算法的“断舍离”。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算法不断推送我们感兴趣的内容,让我们陷入“信息茧房”,而“信息断食”让我们跳出“永远在线”的被动状态,重新掌握注意力的分配权,消化垃圾信息,留存有价值的思考,找回与现实连接的能力。

  这场始于一场车祸的反思,最终指向的是每个普通人的生命选择。算法本身没有善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与它相处——是做算法的奴隶,被它裹挟着匆匆前行,还是做算法的主人,让它成为服务生活的工具?是困在“高效”的牢笼里,丢失生活的质感,还是保有“无法被计算”的天真与热爱,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算法可以定义效率,却无法定义生命的意义;可以规划路径,却无法替代途中的惊喜。当我们学会在算法的便利与自身的自主性之间找到平衡,学会“反算法”的清醒与勇气,便会发现:生活从来不是预设好的代码,而是由我们自己一笔一画书写的故事,终究要由我们自己定义。

 

  “反算法”成为一种潮流,是一种找回面对复杂生活的主动性、“为自己的生活负责”的反思。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作者:桃子酱,编辑:詹腾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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