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这句2012年中方访美前夕接受《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的表述，多年来被反复引用，成为解读中美大国关系的重要注脚。《日经新闻》曾将其解读为G2概念的温和表达，认为其中暗含中国希望美国接纳自身实力崛起、共建国际秩序的诉求，但这种解读既忽略了中方的核心立场，也未能触及G2概念从诞生之初就存在的内在矛盾。今天，我们就以这一概念为切口，探析其起源、分歧的根源、分道扬镳的必然，以及未来是否存在成为现实的可能。
一、G2的诞生：金融危机催生的合作想象
G2概念的问世，并非偶然，而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后全球权力格局微调的产物。其最早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这位曾担任基辛格助理、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的经济学家，在2008年夏季《外交》杂志的文章中，首次明确提出“两国集团”（G2）构想，最初聚焦于经济领域的合作。伯格斯滕认为，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和贸易国，呈现出鲜明的“互补性”——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赤字和债务，中国则持有最多的贸易盈余和美元储备，这种经济结构的错位，让两国成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力量。这一概念提出后，迅速获得美国自由派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响应。彼时，美国深陷金融危机泥潭，两场海外战争消耗巨大，单靠自身力量已难以维系全球秩序，中国的快速崛起让西方看到了合作的可能。除伯格斯滕外，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概念，也与G2形成呼应，尽管其本质是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体系。更值得关注的是，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深耕中美关系的资深外交家，也成为G2概念的倡导者。其中，推动中美建交的关键人物布热津斯基，在2009年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特意在北京公开倡导G2构想，认为这一非正式机制能为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全球性难题提供解决方案。
不过，与美国学界、战略界的热情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自始至终对G2概念保持审慎态度。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向来反对G7等发达国家小圈子，始终坚持多边主义，主张世界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协商决定，而非由一两个大国主导。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要商量商量……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这一立场贯穿中国外交始终。因此，中方并未直接回应G2概念，而是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太平洋足够大”等表述，既传递出愿与美国平等合作的意愿，也划清了与“大国共治”“势力范围划分”的界限，避免陷入霸权逻辑的陷阱。
二、认知鸿沟：从一开始就注定的分歧
G2概念的昙花一现，核心原因在于中美双方对其内涵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大相径庭，这种认知鸿沟并非简单的表述差异，而是战略目标的根本对立。美国战略界对G2的期待，本质上是“改造中国”的延续——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逻辑，就是试图将中国的战略方向从“地缘政治利益”转向“全球责任”，让中国成为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帮手”，而非挑战者。在美方的逻辑里，G2是让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框架，却不打算让渡相应的权力，更不愿在台湾问题等核心议题上做出妥协。中国对大国合作的理解，则建立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中方始终认为，所谓“国际责任”的承担，必须以美国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让渡部分不合理权力为前提，而非单方面的妥协。理想状态下，中国希望在西太平洋获得平等的发展空间，同时尊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利益，这种关系类似19世纪末英美权力过渡——英国维持全球霸权，美国主导美洲事务，但前提是双方的平等协商与利益平衡。但这种期待，在美方的霸权思维面前难以成立。正如二战前夕斯大林所言：“我们倾向于同英法达成协议，为此我们进行了会谈，可英国人和法国人想利用我们做雇工，却不支付任何工钱。”这句话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中美在G2合作中的尴尬处境：美方想让中国承担责任，却不愿分享权力，更不愿放弃对中国的遏制。
日经新闻2014年的一篇文章。
三、分道扬镳：战略转向与盟友的推力
G2概念的降温，始于奥巴马政府的明确拒绝，而这一拒绝，也成为本轮中美关系紧张的开端。2013年加州安纳伯格庄园的中美非正式会晤，本是弥合分歧的契机，却未能改变双方的战略认知。此后，美国的对华战略开始转向遏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标志着G2彻底退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框架。2012年，奥巴马政府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将大部分海外美军转移至亚太地区，核心目的是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制衡中国的崛起，同时搭亚太经济发展的顺风车，缓解国内经济困境。这一战略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本质是通过扶持日本、韩国等盟友，构建针对中国的“小圈子”，是战略不信任的直接体现。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军事战略具有跨越政党、跨越选举的惯性，即便此后特朗普政府将其更名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拜登政府进一步包装为“美国印太战略”，其遏制中国的核心逻辑从未改变，新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框架就此成型。
在G2概念的衰落过程中，美国的盟友们也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等国，都是G2的坚定反对者。对这些国家而言，G2模式暗含着中美可能牺牲盟友利益换取合作的风险——比如在半岛无核化等议题上，中美若达成共识，可能会忽视日韩的安全诉求。此外，当前国际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主要大国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出现错位，这种错位让大国间的利益协调整合变得更加困难，也让G2这种需要高度利益契合的模式，失去了现实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特朗普二次执政期间，曾在社交媒体上宣称“G2即将召开”，试图再度炒作中美共治的概念，但这一表态本质上仍是霸权主义思维的体现，遭到中方的明确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重申，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由一两个大国主导世界事务，这一立场与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外交理念一脉相承——从邓小平“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到习近平主席“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的外交底线从未动摇。
四、未来展望：G2成为现实的四种可能情景
尽管当前G2概念已被边缘化，但抛开固有认知，从地缘政治演变的角度来看，其并非完全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只是这种可能，需要满足一系列极端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实现，都伴随着漫长的权力转移与利益重构。第一种情景，是中美与其他地缘政治玩家的实力差距持续拉大。G2的核心是中美共治，这必然要求两国疏远各自盟友，将其排除在核心国际领导权之外。若中美自身实力不足以碾压其他力量，这种模式不仅无法稳定国际秩序，反而会引发更大的地缘冲突。对美国而言，只有当中国的综合实力明显超过“欧盟+日韩”的总和，且与中国合作的潜在利益远大于维持现状时，华盛顿才有可能放弃遏制，接受G2模式——但从当前发展态势来看，这种差距的拉大并非短期内能够实现。
第二种情景，是美国国内出现重大危机或极端孤立主义长期掌权。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本质上是二战的“战利品”，与跨大西洋关系的历史渊源不同，其在东亚的存在缺乏深厚的民意与地缘基础。若未来美国因经济危机、社会分裂等内部问题陷入困境，或孤立主义情绪占据主导，必然会进行战略收缩，而东亚方向的收缩概率，远高于欧洲方向。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华妥协的可能性，将略高于冷战时期对苏联的妥协，为G2的出现提供微弱的空间。
第三种情景，是国际格局碎片化，迫使中美不得不合作。所谓“G0”时代，即世界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若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不断增多，气候变化、传染病、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美国将面临“合作”与“破罐破摔”的选择。当前，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危机等议题上要求中国配合，却不愿让渡任何利益，本质上就是这种困境的初步体现——但目前这些危机对美国的压力，尚未达到当年越战那样的程度，不足以迫使美国彻底改变对华战略。
第四种情景，是陆权崛起削弱海洋霸权的价值。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集中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而“第一岛链”的战略价值，源于海洋霸权对全球贸易的控制。若未来亚欧大陆实现高效的铁路、管道互联互通，陆权的重要性将大幅提升，“第一岛链”的封锁意义将显著下降。届时，美国手中的遏制筹码减少，对华妥协的难度降低，G2才有可能成为双方的理性选择。但大国权力转移本就是渐进的过程——美国从19世纪末经济总量超越英国，到最终取代英国成为全球霸权，用了五十多年时间，陆权的崛起同样需要漫长的积累，短期内难以改变当前的地缘格局。
结语
G2概念的浮沉，本质上是中美权力过渡过程中的一次理念碰撞。它诞生于金融危机后的合作需求，却因双方的认知鸿沟、美国的霸权思维以及盟友的反对而走向衰落。中国始终拒绝“大国共治”的逻辑，坚持多边主义，主张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这不仅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未来，G2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中美能否打破零和博弈的思维，能否找到平等互利的合作平衡点，更取决于全球格局的演变方向。但无论如何，G2的起落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大国关系的核心，从来不是“共治”或“遏制”，而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江宁知府 ，作者：印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