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宇宙大所”的盈科律师事务所，正遭遇成立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这场风暴的导火索，是原主任梅向荣引发的大规模融资纠纷，而随着调查的深入，盈科模式长期潜藏的资金隐患、家族商业版图与律所资产的深度纠缠，以及规模化扩张背后的治理漏洞，逐一浮出水面，引发法律界与资本市场的双重震动。
不同于普通的商业纠纷，此次盈科风波的核心，是一场以“律所信誉”为背书的隐秘融资游戏。多位投资者向界面新闻爆料，他们通过业务员、讲师推介，以签署“盈科市场合伙人协议补充协议”“法律服务合同”的形式，购买了以盈科律所名义推出的“投资产品”，涉及金额从数十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不少人正是冲着“盈科”这块法律行业的金字招牌入局。
“当初业务员全程拿盈科律所的名义宣传，说这是稳妥的‘法商融合产品’，既有法律服务保障，又能拿到固定收益。”来自上海的投资者王云(化名)坦言，自己从未怀疑过一家头部律所会涉及此类融资。界面新闻梳理发现，投资者签署的合同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投资者、梅向荣及北京盈科律所三方签署的《盈科市场合伙人协议补充协议》，另一类是投资者与北京盈科律所双方签署的《法律服务合同》，且所有收款确认函上均加盖了北京盈科律所的公章，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者的信任。
一份接近盈科律所的内部资料显示，这些所谓的“法商融合产品”，实质是向外募集资金的工具，还设置了清晰的档位化投入与收益回报机制。投资门槛从1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期限分为一年期与三年期，其中一年期回报率在5.5%至8.5%之间，三年期累计回报率最高可达29.5%。这种“金额越高、期限越长、收益越高”的设计，正是业内典型的资金募集激励模式，与正规法律服务的收费逻辑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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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起疑的是，2025年7月前后，不少投资者被业务员通知回收、调换原有合同，重新签署上述两类协议。而最初的合同甲方，并非盈科律所，而是上海赢柯企业管理公司——这家公司是梅向荣的核心关联企业，实控人是其妹妹梅亚萍，持股比例高达95%，最初的投资款也均流向了赢柯企管。3月13日下午，赢柯企管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办公场所曾迎来警方检查，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者的恐慌。
“我们真正投的是盈科AI空间站‘盈法宝’项目，不是什么市场合伙人。”王云出示的补充文件显示，其投资标的明确为盈科律所自主研发的“盈法宝AI法律空间站”，该设备集成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主打智能化法律服务。另一位受访者家属张女士则表示，其妹妹累计投入近800万元，最初项目以“法律科技”“法律服务相关业务”为噱头，承诺年化5%至8%以上的固定回报，如今却陷入兑付困境。
多位法律人士指出，盈科的这种操作存在明显的合规风险。对于小额资金，通过“法律服务合同”框架纳入，可使资金流入在账面上呈现为正常业务收入，弱化投资属性;对于大额资金，则以“合伙人协议”承接，赋予投资者名义上的身份标签。“如果同一套融资逻辑，被拆分为两种合同形式，本质上是对资金属性的‘技术性处理’。”一位业内人士分析，若资金与具体法律服务缺乏对应，仅以投入金额获取固定回报，相关安排涉嫌违规。
事实上，这种以律所名义募资的模式，在盈科体系内早已埋下伏笔。一位曾在盈科任职多年的律师透露，十多年前，盈科上海等地的团队就曾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以旅游、投资控股等名义向社会募资，并借助律所品牌背书。“很多募资活动就在律所办公场所举办，用盈科的LOGO宣传，利用公众对律师行业的信任误导投资者。”他表示，这类募资不仅面向社会公众，甚至在律所内部也开展过，早期曾以咖啡、投资基金等名义向律师群体募资并承诺分红。
这场危机的背后，是梅向荣及其家族庞大的商业版图与盈科律所的深度捆绑。不同于传统执业律师，梅向荣更像一位资本运营者——199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的他，自学考取律师资格后，2007年加入仅24名律师的盈科，十余年间将其打造成全球律师人数第一的“巨无霸”，而他的精力，更多放在规模扩张与资本运作上，而非具体案件代理。
天眼查信息显示，梅向荣名下关联40家企业，其商业版图远超法律服务领域。核心载体是2015年成立的北京盈科环球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旗下曾控股超过80家企业，业务涵盖旅游、影视、健康、教育、氢能汽车等多个非法律领域。而知恒律师事务所、数科律师事务所，也被业内视为盈科的“卫星所”，梅向荣通过“抽屉协议”实控这些律所，即便部分初级合伙人也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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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业版图扩大，梅向荣的家人逐渐走向台前，成为其资本运作的核心助力。妹妹梅亚萍、弟弟梅春华，通过股权腾挪，逐步掌控了梅向荣的核心关联企业。盈科环球的股权结构就曾历经多次调整，最初由梅向荣持股95%、梅春华持股5%，2021年12月，梅向荣将全部股权转让给梅亚萍，退出股东行列;2026年1月，梅向荣从主营氢燃料商用车的北京向荣清能科技有限公司退股，接盘方仍是梅亚萍。
值得注意的是，梅向荣高调布局的氢能汽车项目，实则名不副实。界面新闻走访发现，向荣清能虽曾在大兴国际氢能示范区注册，却仅租赁一两个工位，每年缴纳2万元工位费，无实际办公人员;其对外宣称的100亿元融资租赁合作协议、与清华大学的技术合作，均未落地。2023年后，该公司参保人数降至0人，对外投资的南京清研易为新能源公司也表示，双方仅存在投资关系，无任何实质合作，向荣清能或已退出股权。
危机爆发后，盈科律所试图与梅向荣切割。3月10日，盈科召开全球董事会，李景武接任全球董事会主任、中国区执行主任，梅向荣卸任相关职务;律所随后强调，此次事件是梅向荣家人开办公司引发的问题，与律所执业活动无关。更早之前的3月2日，盈科律所已将组织形式由普通合伙变更为特殊的普通合伙，试图通过责任形式调整规避风险。
但这种切割难以掩盖核心争议：“盈科”品牌的权属分离与长期混同。多位受访律师指出，法律服务行业的商标是律所最核心的无形资产，但“盈科”商标的所有权始终在律所体外。界面新闻查询发现，盈科律所2010年申请的法律服务类“盈科”商标被驳回，而2022年9月由梅亚萍控股的北京盈天科地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申请的“盈科”商标，于2024年9月获批注册。这种权属分离，本身就是巨大的风险隐患。
更关键的是，盈科长期推行的“合伙人头衔体系”，本质上也是融资工具。曾在盈科执业的律师刘畅(化名)回忆，十几年前，盈科内部就因资金运作问题爆发激烈争议，有核心成员质疑梅向荣投资过于激进。他本人曾以15万元参与相关项目，获得“权益合伙人”身份，每年可获8%固定回报，但这一身份并未在司法行政机关备案，也不具备《律师法》框架下合伙人的治理权利，仅为内部称谓，且相关权益需由梅向荣代为行使，决策权高度集中。
盈科的规模化扩张模式，进一步放大了风险。作为员工超2.5万人的头部律所，其“总部主导+分所体系”使得资金和决策权高度集中，分所虽名义上独立核算，却缺乏重大投资、资金调度的实质自主权，一旦核心层面出现资金问题，风险极易向各地分所传导。此外，律所账户长期沉淀大量律师代理费，若脱离法律业务进行多元化经营，极易引发资金链危机。
在法律层面，业内人士认为，盈科律所难以完全规避责任。若相关融资行为以律所名义实施并加盖公章，在法律上无法与机构责任完全剥离;而事后将合伙形式从普通合伙变更为特殊普通合伙，也难以对已发生的行为产生溯及既往的效力。同时，未登记备案的“合伙人”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也成为当前的争议焦点。
目前，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已进驻盈科北京总部开展调查，另有知情人士透露，梅向荣确已自首。这场波及广泛的“盈科风波”，不仅关乎数千名投资者的资产追回，更引发了行业对律所合规治理、规模化扩张边界的深度反思。盈科能否化解信任危机、重塑品牌形象，法律行业能否从此次事件中完善监管、防范风险，仍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云、杨林、刘畅、黄俊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作者：孙艺真赵孟王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