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结合PsyPost专栏《The psychology of masochism:Is it a disorder or a healing mechanism》的核心研究，跳出污名化的认知误区，穿越一个多世纪的学术探索，拆解受虐行为的本质——它不是简单的“自讨苦吃”，而是人类大脑、心理与体验的多元呈现，甚至可能成为某些人的疗愈路径。本文字数4800+，阅读预计13分钟，愿我们以无评判的视角，读懂这份看似反常的人类体验。
一、百年溯源：从文学符号到病理标签，受虐定义的流变
“受虐狂（masochism）”这个词，并非源于实验室，而是来自文学作品。1883年，德国神经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为了描述一种“从臣服与痛苦中获取满足”的行为，借用了奥地利作家利奥波德·冯·萨赫-马索克的名字，创造了这一术语——而萨赫-马索克本人，正是这种体验的实践者与记录者。1869年，萨赫-马索克出版中篇小说《穿裘皮的维纳斯》，讲述了男主塞维林痴迷于女主旺达，主动请求成为她的奴隶，在羞辱与折磨中获得“超感官体验”的故事。这并非纯粹的虚构，萨赫-马索克曾与情妇签订为期六个月的“奴隶契约”，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融入文字。
在克拉夫特-埃宾的著作《性心理病态》中，受虐被定义为一种“被服从他人意志的想法所控制”的精神病理，且被赋予强烈的性欲色彩，被视为“性生活的扭曲”。这一标签，将受虐牢牢钉在了“病态”的耻辱柱上。
直到弗洛伊德在1905年《性学三论》中，对受虐的认知才出现了一丝突破。他将受虐与施虐联系起来，提出二者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享受施加痛苦的人，也可能享受承受痛苦，且这种倾向的根源，藏在儿童早期的心理发展中。但即便如此，弗洛伊德仍未跳出“病理化”的框架，受虐的污名，依然延续了近一个世纪。
二、现代界定：兴趣与障碍的边界，自愿即非病
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对受虐的认知终于迎来了关键性转折——不再将其统一归为“疾病”，而是明确区分了“受虐性性兴趣”与“性受虐障碍”。这一区分，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污名化认知，也为科学解读受虐奠定了基础。《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对性受虐障碍有着清晰且严格的定义：必须持续至少六个月，反复从被羞辱、殴打、捆绑等痛苦中获得强烈性唤起；更核心的是，这些冲动或行为，必须造成临床上显著的痛苦，或损害到个人的社交、职业等重要功能领域。
这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边界被划定：如果成年人在双方自愿、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参与包含受虐元素的行为，且没有因此感到痛苦，也没有影响正常生活，那么这就只是一种个人性偏好，而非精神障碍。
这里需要明确一个概念：BDSM。它是捆绑与调教（Bondage and Discipline）、支配与臣服（Dominance and Submission）、施虐与受虐（Sadism and Masochism）的首字母缩写，是受虐性兴趣最常见的实践形式。绝大多数BDSM实践者，都处于“自愿、安全、可控”的框架内，他们并非“病人”，只是有着不同的性偏好而已。这种边界的厘清，是对人类多样性的尊重，也是科学进步的体现。
三、神经科学揭秘：疼痛与愉悦，本就共享一条神经通路
受虐最令人困惑的问题的是：疼痛本是身体发出的“危险警示”，为何有人能从中获得愉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卡拉·R·邓克利团队，在《性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题的核心——疼痛与愉悦，共享着重叠的神经通路，而“情境”，则决定了大脑如何解读疼痛。我们可以先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疼痛：意外疼痛与受虐中的疼痛。不小心踢到桌角、被针扎伤的疼痛，会触发大脑的“威胁反应”，大脑会将其解读为“危险”，带来的只有纯粹的不适；而受虐中的疼痛，却被实践者称为“美好的疼痛”，这种差异的关键，在于大脑的“自上而下的加工”——大脑并非被动接收疼痛信号，而是会根据预期、记忆和情境，主动解读这些信号。
当一个人自愿在安全的环境中承受疼痛时，大脑会启动完全不同的处理模式，核心是两种神经递质的释放：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和内源性大麻素。内源性阿片类物质是人体自身产生的“天然止痛剂”，结构类似吗啡，能缓解疼痛；内源性大麻素则会与体内的大麻素受体结合，带来放松感。
你一定有过“跑步者的快感”——剧烈运动后，身体会产生一种欣快、放松的感觉，这正是这两种神经递质在发挥作用。而受虐行为带来的生理压力，会触发大量这类物质的释放，既减轻了疼痛的锐度，又诱发了欣快感，让疼痛从“折磨”变成了“享受”。
除此之外，性唤起本身也具有强效的镇痛作用。实验表明，刺激生殖器可以显著提高人体的疼痛耐受阈值。在受虐场景中，性唤起会让大脑主动抑制对疼痛的负面情绪反应，让人即便感受到强烈的疼痛，也不会产生厌恶感，反而能将其与愉悦联结起来。
四、亚空间：疼痛带来的“逃离”，是高压下的心灵休憩
如果说神经化学是受虐获得愉悦的“生理基础”，那么“亚空间”，就是受虐带来的“心理体验核心”。这一术语源于BDSM社群内部，指的是实践者在强烈感官刺激下，进入的一种恍惚状态——漂浮感、平静感、脱离现实感，仿佛暂时抽离了自己的身体与思绪。研究者将这种状态，与心理学中的“心流”“正念冥想”相类比。在受虐过程中，个体的注意力会被完全锚定在当下的疼痛与感受上，那些日常缠绕我们的自我意识、社会角色、内在评判，都会被暂时搁置。著名心理学家鲍迈斯特将这种体验称为“逃离自我”——对于长期处于高压、高功能状态的人来说，被迫专注于疼痛，反而成了一种难得的休憩。
从大脑活动来看，这种状态背后，是“短暂性额叶功能减退”——大脑中负责执行功能、自我监控的区域活动降低，内心的“自我对话”终于停止，人得以摆脱思绪的内耗，抵达更深层的放松。对很多人来说，亚空间不是“痛苦的极致”，而是“平静的港湾”，是从喧嚣与压力中短暂抽离的方式。
五、不止于性：日常生活中的“良性受虐”，你可能也经历过
提到受虐，我们很容易将其与性绑定，但事实上，受虐的倾向，早已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是我们从未将其定义为“受虐”——这就是2023年《人格研究杂志》提出的“良性受虐倾向”：在安全的环境下，主动享受那些本应令人不适的体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吃超辣的火锅，辣到满头大汗、眼泪直流，却越吃越上瘾；看一部催泪电影，哭得撕心裂肺，却觉得无比解压；坐过山车时，在失重感中尖叫，下来后却直呼“过瘾”；甚至是熬夜追剧、高强度健身，明明身体疲惫，却能从中获得满足感——这些，都是典型的“良性受虐”。
卡罗琳娜·迪杜赫-哈扎尔和瓦妮莎·米奇克领导的研究，专门探究了“良性受虐倾向”的核心：那些得分较高的人，更倾向于主动寻求高度刺激、负面的体验（比如观看令人不适的视频），而非单纯的积极体验。他们的愉悦感，源于两个核心：一是对强烈感官刺激的渴望，二是“理智上的安全感”——明明生理上感受到了恐惧、厌恶或疼痛，但理智上清楚“没有真正的危险”。
这种“生理不适”与“理智安全”的反差，创造了一个无风险的“情绪宣泄出口”，让我们可以安全地体验强烈的情感，释放日常的压力。这也说明，受虐并非“特殊人群”的专属，而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倾向，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六、童年创伤与受虐：不是因果，而是复杂的心理适应
一直以来，有一个争议性的问题：童年创伤，是否会导致成年后出现受虐倾向？2022年，迈克·艾布拉姆斯团队在《性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既明确又复杂的答案：二者有关联，但绝非简单的因果关系。研究调查了1000多名成年人，详细了解他们童年时期是否遭受过心理、身体或性虐待。结果显示，那些报告有童年虐待经历的人，成年后表现出施虐或受虐倾向的概率更高；其中，性虐待与极端施虐受虐倾向的关联最强，心理虐待则与相对轻微的倾向关联更密切。
但艾布拉姆斯特别强调，我们不能就此得出“童年虐待一定会导致受虐倾向”的结论——绝大多数虐待幸存者，并不会发展出这类兴趣；而很多有受虐倾向的人，也从未遭受过童年虐待。数据真正揭示的，是一种“心理适应”：早期的痛苦经历，会影响一个人如何将“权力”与“痛苦”情欲化，那些本应带来伤害的体验，在某种心理机制的作用下被重新编码，成为一种复杂的适应方式，而非简单的“创伤重演”。
这意味着，童年创伤不是受虐倾向的“根源”，而是可能的“影响因素”；受虐，也不是对创伤的“无意识复刻”，而是某些人应对过往痛苦的一种独特方式。
七、疗愈还是伤害？BDSM的双重可能
既然受虐与创伤存在关联，那么一个更深刻的问题随之而来：参与BDSM，对创伤幸存者来说，是疗愈，还是二次伤害？2024年《性与婚姻治疗杂志》的一篇论文，打破了“非黑即白”的认知，指出BDSM具有“双重可能”，关键在于个体、动机与场景。对一部分创伤幸存者来说，BDSM是一种“重塑掌控感”的疗愈方式。在双方自愿的BDSM场景中，幸存者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他们设定界限，明确自己能承受的范围，拥有随时叫停的权力。这种“可控的痛苦”，让他们有机会从“无助的受害者”，转变为“主动的掌控者”，重新体验那些与创伤相关的感受，却不再被伤害。
更重要的是，BDSM极度强调“明确同意”与“边界协商”，这种框架本身，能帮助幸存者重新学习如何建立、维护自己的边界，修复过往创伤带来的“边界感缺失”。
但风险同样真实存在。BDSM中的权力动态极为强烈，如果场景失控、边界被突破，就可能激活幸存者的过往创伤，造成二次伤害；此外，“解离”也是一个潜在风险——虽然有些人为了逃离痛苦而主动进入解离状态，但如果解离成为一种习惯，让人无法处理自己的情绪、无法识别危险，就会变成新的伤害。
研究者最终的结论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对某些人来说，BDSM是有效的疗愈工具；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可能强化负面模式。而对临床医生而言，最重要的是避免将BDSM病理化，以敏感、无评判的态度，与幸存者展开对话，才能真正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疗愈路径。
八、结语：痛苦不是终点，而是可被重新定义的体验
从克拉夫特-埃宾将受虐定义为“性变态”，到如今科学揭示其多元本质，一个多世纪的探索，本质上是一场“去污名化”的过程。我们终于明白，受虐不是一种“病态”，而是大脑奖赏系统、个体心理经历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现象。从生理上看，它利用身体对压力的自然反应，将疼痛转化为愉悦；从心理上看，它提供了逃离自我、宣泄情绪、修复创伤的可能；从社会上看，它依赖于“自愿、安全、可控”的准则，将“威胁”转化为“可控的体验”。
无论是性偏好中的受虐、日常生活中的良性受虐，还是创伤幸存者通过BDSM寻求疗愈，都凸显了人类思维的强大适应性——我们对痛苦的体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生物学事实，而是一种可以被塑造、被重新定义的主观感受。
打破对受虐的污名，不是为了“美化”痛苦，而是为了尊重人类体验的多样性，理解那些看似反常的行为背后，藏着的人性需求。毕竟，痛苦本身不是终点，如何解读痛苦、掌控痛苦，才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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